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清华简《耆夜》考论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孔丛子·记义》认为《蟋蟀》见陶唐之俭德，《盐铁论·本议》认为《蟋蟀》主旨在于讽刺“太俭不中礼”，而清华简《耆夜》主张享乐但不能废弃政事，它们对与《蟋蟀》诗有着明显不同的诠释倾向。
李学勤先生肯定周公作《蟋蟀》，同时又注意到《蟋蟀》收入今本《诗经·唐风》，因此想用流传区域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刘成群先生持反对意见，他说如果周公作《蟋蟀》，自然成为鲁国的诗歌，即使不被采于作为鲁诗的《豳风》中，至少也不会被采入《唐风》，《蟋蟀》如何被采入《唐风》这一问题的不圆满解决，始终都会是周公作《蟋蟀》致命的弱点17。周公赋《蟋蟀》时，已戡黎归来，在镐京文太室，武王所勘之“黎”为黎阳18，在纣都朝歌附近，两地之间路途遥远，因此周公在镐京饮至礼上作的《蟋蟀》，为何不在岐周流行，却在黎国流行，确实是难以解释的问题。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载戢干戈”等五句见于《周颂·时迈》，据《左传》可知周武王作《时迈》，但《国语·周语上》说：“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依照《国语·周语上》，周公为《时迈》的作者。《时迈》一篇为何竟有武王、周公两位作者？
对此孔颖达《时迈序》解释说:“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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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认为，《时迈》为武王所作，周公后来称颂，是借以表达自己的追慕之情。清儒王先谦
说:“《时迈》虽作于周公，要为颂武王克殷后巡守诸侯之事甚明??武王克殷，周公始作此歌以颂武王，及成王巡狩，乃歌此诗以美成王。”20王先谦认为《时迈》歌颂的是武王巡守诸侯，到成王巡守时，则借此诗以歌颂成王。孔颖达、王先谦的解释给我们很大启发，《诗经·蟋蟀》可能早已产生，在戡黎饮至礼上，周公可能是借《蟋蟀》诗来表达自己当时的政治诉求，而不一定是《蟋蟀》的作者。
《史记·周本纪》说:“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大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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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建立之初，大师疵、少师疆等乐官已把殷人成熟的音乐技艺带到了西周。《国语·周语上》
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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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群：《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 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黎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但此地距朝歌太远，《尚书·西伯戡黎》“祖尹恐，奔告于王”，似无必要，我们取元代吴澄说，黎指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属王畿内地，参吴澄:《书纂言》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册，第92页。 19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2-1303页。 20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12页。 2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1页。
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然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2西周时期，公卿、列士献诗，乐官加以整理，配以相应的乐曲，在祭祀或重大典礼仪式时，供王选择使用，当时奏诗、演诗程序固定，并出现专门化分工，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采诗、献诗、奏诗、演诗制度23。
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简《耆夜》乐诗的韵脚，武王致毕公诗《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幽部），宴以二公（东部），紝(任)仁兄弟（脂部），庶民和同（东部），方壮方武（鱼部），穆穆克邦（东部）。嘉爵速饮（侵部），后爵乃从（东部）。”幽部、脂部、鱼部合韵，东部、侵部合韵，奇偶句皆入韵。周公致武王诗《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支部），临下之光（阳部），丕显来格（铎部），(歆)是禋明(盟)（阳部）。於??月有城(盛)缺(月部)，岁有（歇）行（阳部），作兹祝诵（东部），万寿亡疆（阳部）。”阳部、东部合韵，偶句用韵。清华简《蟋蟀》乐诗：“蟋蟀在口(席) （铎部），岁矞(聿)员(云)落（铎部），今夫君子（之部），不喜不乐（药部）。日月其蔑(迈)（月部），从朝及夕（铎部），毋已大康（阳部），则终以作（铎部）。康乐而毋忘(荒) （阳部），是惟良士之愳(惧)（鱼部）。”铎部、药部、月部合韵，偶句押韵，首句亦入韵。
清华简乐诗以四言句为主，句式规范，用韵整齐、成熟，武王、周公谋划戡伐黎国，日理万机，戡黎胜利之后，武王、周公又在饮至礼上当场饮酒赋诗，与当事人的地位、欢快的气氛非常契合。三国时期曹植赋一首七步诗，已名垂文学史，武王赋《乐乐旨酒》、《輶乘》，周公赋《英英》、《明明上帝》、《蟋蟀》，武王、周公在饮至礼接连赋诗，比曹植更要神奇，这样的创作才能在先秦文学史竟没有记载，甚是让人惊异！
《毛传》释《崧高》云：“作是工师之诵也。”孔颖达疏：“诗者，工师乐人诵之以为乐曲，故云‘作是工师之诵’，欲使申伯之乐人常诵习此诗也。”24可见诗是需要乐师提前吟诵谱曲的。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所赋乐诗，实际是武王、周公选定，由乐官提前配以乐曲、编辑好的，先秦时期饮至礼祭祀的仪式、乐曲、人物的职责、位置都是固定的，武王、周公届时吟唱、演奏而已，其形式如同现在领导致辞，并非即兴创作。
《逸周书·世俘》篇说：“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25《诗经·小雅·瓠叶》：“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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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版，第11页。 参杨隽：《典乐制度与周代演诗体系的建构》，《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8页。 “我殷”误，今从顾颉刚改作“戎殷”，参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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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奏也。”《左传》隐公五年：“初献六羽。”孔颖达疏：“献，奏也，奏进声乐以娱神也。”26武王献《明明》三终，意为武王演奏《明明》三次（有乐师伴奏）。《礼记·乐记》郑玄注“节奏，阕作进止所应也”，孔颖达疏：“阕，谓乐息。作，谓乐动。进则作也，止则阕也。”27“作”指乐动，可理解为乐曲演奏。清华简《耆夜》多次说“作诵一终”，“作兹祝诵”，这里的“作”与《逸周书·世俘》篇“献《明明》三终”的献字同义，不是指创作之意，而是指演奏28。
《论语·述而》说“述而不作”，皇侃疏“作者，新制作礼乐也。”作解释为创作，在古书常见，但清华简《耆夜》这几首诗之所以称为乐诗，是有固定的乐曲、旋律相配的，武王、周公当场创作的诗篇，试问仓促之间，乐师如何配曲？如何保证饮至礼气氛的隆重、秩序的井然？因此这里的“作”不能解释为创作。清华简《耆夜》周公见蟋蟀闯进来，触景生情，吟诵《蟋蟀》三章，而不是说周公当场创作《蟋蟀》诗，不能据此推定周公是《蟋蟀》的作者。学者之所以误判周公为《蟋蟀》的作者，关键是对清华简《耆夜》“作歌一终”、“作祝诵一终”的“作”字理解有误。
在戡黎饮至礼上，周公见蟋蟀闯入，当场赋《蟋蟀》一首以表达自己心志，说明他对当时乐诗已熟捻于心，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这是周公摄政后，能够制礼作乐的知识储备。以酒为礼、酒以观德是古代酒诗的特色，清华简《耆夜》不是强调周公文学创作能力多强，而是通过周公赋《蟋蟀》，来彰显周公操劳王家、不敢荒宁的盛德。《蟋蟀》诗倡导的“乐而毋荒、乐以安民”29执政理念，恰是周公勤政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孔子之间，《诗经》已经基本定型，《蟋蟀》收入《诗经·唐风》，《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他对《唐风》赞叹说：“其有陶唐氏之遗民（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1977年，在安徽阜阳汉简《诗经》出土，其中残简“后妃献”、“风（讽）君”等语，与《毛诗序》较为接近，证明《毛诗序》流传渊源已久，《毛诗序》对《蟋蟀》评价是:“刺晋僖公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30季札通过《唐风》观唐尧之令德，《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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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5页。
《逸周书·本典》：“是故奏鼓以章乐，奏舞以观礼，奏歌以观和、礼乐既和，其上乃不危。”乐诗与歌类似，皆可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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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赵武）语。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1页。
认为晋僖公“俭而用礼”，是受唐尧遗风影响，可见《蟋蟀》诗与唐尧当有一定关联，其最初产生可能在周公之前。
《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孔子熟稔古代历史，他曾编订《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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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做梦都梦见周公32，对周公倍加尊崇，于《东山》、《狼跋》两诗，孔子明确说出于周公，
而对于《蟋蟀》，他却说见陶唐之俭德，如果《蟋蟀》果真为周公所作，孔子怎么可能把《蟋蟀》当做“唐尧之遗风”呢？33如果我们不把周公定为《蟋蟀》的作者，而只是理解为他曾在饮至礼上演奏《蟋蟀》乐章，借以表达心志，那么清华简《耆夜》与季札、孔子对《蟋蟀》主旨理解的矛盾也涣然冰释。
三、清华简《耆夜》的性质及成书时代
对于清华简《耆夜》的成书年代，刘立志先生认为，《蟋蟀·毛诗序》、《孔丛子·记义》、《盐铁论·通有》诸书皆以《蟋蟀》一诗刺俭不中礼，而清华简之本事凭空而出，于古无征，当为战国时新说，应为后人拟撰附会34。其实刘先生搜集文献是不全面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又说：“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左传》认为《蟋蟀》的主旨是“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与清华简《蟋蟀》“康乐而毋荒”同。上博简《诗论》“孔子曰：《蟋蟀》智难”，“难”读为“戁”，其意理解为“畏惧” 36，与清华简《蟋蟀》“是惟良士之惧”同。上文我们已经指出，“作歌一终”的“作”意为演奏，而不是创作，周公并非《诗经·蟋蟀》的作者，这样刘先生以清华简《蟋蟀》乐诗于古无征，怀疑其晚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刘成群先生结合战国时代特点及楚地《诗》学传布，怀疑清华简《耆夜》晚出，他说战国时期社会模式变革中孕育出来的知识阶层极尽“私相缀续”之能事，清华简《耆夜》是战国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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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儒林列传》：“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適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司马迁说孔子曾编订《诗经》，学者以古诗的数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诗经》已基本定型，怀疑孔子未曾删诗，但今本《诗经》与季札观乐时《诗经》仍存在不同，季札见《诗经·豳风》在《齐风》之后，而今本《诗经·豳风》在《国风》的最后，《颂》在今本《诗经》中被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从阜阳汉简《诗经》看，《诗经》在传承中会大量异文，汉人近古，司马迁“孔子曾编订《诗经》”的说法不能轻易否认。 32
《论语·述而》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33
《汉书·地理志》认为河东之地，本唐尧所居，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有《唐诗·蟋蟀》诗传世，从地理风俗方面亦可证《孔丛子·记义》所记孔子之说。 34
刘立志：《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5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997页。 36
孙飞燕：《〈蟋蟀〉试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