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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耆夜》考论
刘光胜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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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关键词：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周公；成书年代
清华简《耆夜》14支简，每支25至29字，记载了周人征伐耆国胜利后，回到镐京文太室举行“饮至”礼，其主要内容已经公布2。许多学者已着手《耆夜》的研究3，但他们“戡黎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的观点，虽然非常新奇，但与传世文献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其可信性尚需仔细梳理。
我国上古的礼仪制度主要见于《周礼》、《仪礼》、《礼记》（简称《三礼》），清华简《耆夜》所存饮至礼竟为《三礼》所未收，可补上古礼仪之失，弥足珍贵。欲研究清华简《耆夜》价值，必须先确定其年代，清华简《耆夜》为经史之书，成书存有西周、春秋、战国三种可能性，传世文献缺少可以直接对应的参照，且先秦时期尚未形成固定的避讳制度，因此断代问题是清华简《耆夜》研究中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希望我们对《耆夜》成书年代的研究，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不断把清华简《耆夜》成书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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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09JZD0042）的资助。
作者简介：刘光胜（1973-），山东潍坊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讲师，清华大学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和中国儒学史研究。 2
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12版；《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3
刘成群：《清华简〈乐诗〉与“西伯戡黎”再探讨》，《史林》，2009年第4期；《清华简《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王鹏程：《“清华简”武王所戡之“黎”应为“黎阳”》， 《史林》，2009年第4期；孙飞燕：《〈蟋蟀〉试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马楠：《《清华简〈耆夜〉礼制小札》，《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刘立志：《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沈建华：《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刍议》，《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刘光胜：《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
一、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尚未成定论
《尚书·西伯戡黎》说：“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在兴周灭纣的战争进程中，“戡黎”的西伯是文王还是武王，千百年来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史记·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4司马迁认为“戡黎”的西伯是文王，周武王即位在戡黎之后。汉代的学者，如孔安国、郑玄、王肃等，皆力主此说。
自宋代始，学者始提出异议，吕祖谦说：“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纣在上为恶日増，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5元代吴澄《书纂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6吴澄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据，说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举。其他学者如胡宏、薛季宣等，认为文王去世后，武王嗣任西伯，为维护文王的圣王形象，坚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否认文王戡黎。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他们以清华简《耆夜》为依据，推翻《尚书大传》、《史记》等书记载的“文王戡黎说”，为宋儒“武王戡黎说”找到了新的证据7。王鹏程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提出“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与武王所勘之黎不同，文王征伐的是耆国，在今山西上党一带，清华简所载武王所戡为“黎”国，为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位于今河南浚县一带，“耆”、“黎”同属脂部字，汉代以后注疏常将二者混淆，将潞州“耆”国和卫州“黎”国混为一谈，这是造成后世误读“西伯戡黎”的根源8。
《史记·周本纪》说：“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上博简《容成氏》说：“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郍、 、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于是乎素端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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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页。《史记·殷本纪》说：“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
恐，奔告纣曰??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饥与黎谐音，饥国即黎国。《史记·殷本纪》亦认为文王戡黎。 5
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册，第264页。 6
吴澄：《书纂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册，第92页。 7
参赵婀娜：《清华简研究重大发现〈尚书〉失传两千多年后现身》，《人民日报》2009年4月26日；沈建华：《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旨阝”刍议》，《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8
参王鹏程：《“清华简”武王所戡之“黎”应为“黎阳”》，《史林》，2009年第4 期；刘成群：《清华简《乐诗》与“西伯戡黎”再探讨》，《史林》，2009年第4 期。
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9上博简《容成氏》“文王平九邦”中明确肯定有耆国，与《史记·周本纪》相互印证，文王戡黎的说法是不能轻易否认的，但清华简《耆夜》却说“武王戡黎”，因此王鹏程等学者的“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戡伐的是耆国，武王戡伐的是黎国，将黎国定在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10，极大地弥合了清华简《耆夜》与《史记·周本纪》、上博简《容成氏》之间的紧张矛盾，比简单依据清华简《耆夜》，否定《史记·周本纪》“文王戡黎”的做法更为可取。
“二次戡黎说”表面上看能自圆其说，其实却隐藏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二次戡黎说”的主要依据是今本《竹书纪年》，我们将相关语句引述如下：
（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 （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帝辛）四十二年， (原注：周武王元年。)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有女子化为丈夫。 （帝辛）四十三年春，大阅。 峣山崩。 （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11。
《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武王践祚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根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祚之日从太公处受丹书，而今本《竹书纪年》武王从太公处受丹书的时间是帝辛四十二年，因此帝辛四十二年为武王元年，那么武王戡黎的时间是武王二年，绝不是清华简《耆夜》所说的“武王八年”。王国维说：“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12即使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八年戡黎应在文王死后第一年，即帝辛四十二年，与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武王戡黎仍相差两年。“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没有注意到清华简《耆夜》与今本《竹书纪年》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戡黎”，按照王国维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则应在受命称王后的第七年去世，如果以此为基准，那么《史记·周本纪》说文王“十年而崩”的十年要改为七年，《逸周书·文传》篇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发受遗训的“九年”，要改为七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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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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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吴澄曰：“窃疑戡黎之师当是伐纣之时。然黎国若潞州之黎城，则山路险僻，不当周师经行之道。纣都朝歌在今
卫州，而卫州有黎阳，去朝歌甚迩，或指当时近畿有小国，周师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乘胜以进纣都也”周人逼近
殷人王畿，祖伊震惊是很自然的，但如果黎国在山西长治市黎城县，祖伊不会如此惊慌失措，参吴澄:《书纂言》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册，第92页。 11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39页。 12
参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的“帝辛四十四年”，也要改为帝辛四十二年，难道清华简《耆夜》一面世，传世文献《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都错了吗？古文字中七与十字形相近，容易混淆，但九却与七迥然有别，因此《逸周书·文传》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改为七年，毫无理据可言，鉴于清华简《耆夜》与《史记·周本纪》、《逸周书·文传》、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作为孤证，不能遽然为学界所采信。
二、《诗经·蟋蟀》并非周公所作
清华简《耆夜》说周公致诗武王后，“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一只蟋蟀闯了进来，周公心有所感，赋《蟋蟀》一首，第一、三章简文残缺，第二章简文较为完整：
蟋蟀在席，岁聿员(云)落，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蔑，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惧)。
《蟋蟀》诗是否为周公所作，是清华简《耆夜》最大的疑点，李学勤先生认为，《蟋蟀》为周公所作，他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华简乐诗《蟋蟀》与《蟋蟀》毛诗序主旨不矛盾；二是《蟋蟀》系周公勘黎时所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成为当地的诗歌了。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关于清华简《蟋蟀》乐诗的主旨，李学勤先生认为“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14。孙飞燕先生认为《蟋蟀》的主题思想不可能是劝人行乐，而是戒惧15。周公致诗武王、毕公，劝其饮酒，突然见蟋蟀“造降于堂”，知一岁将尽，赋《蟋蟀》一首，强调的是“康乐而毋荒”。今本《诗经·蟋蟀》“好乐毋荒”郑玄笺：“荒，废乱也。君之好乐，不当至于废弃政事。”周人戡黎归来，本应该尽情享受胜利的快乐，周公“康乐而毋荒”意思是指要欢乐但不能沉溺过度，因为戡黎是小胜利，灭商尚任重道远。
《毛诗序》认为《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16。《毛诗序》是劝人为礼不要太简，要及时行乐，明显与清华简乐诗主旨相矛盾。《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盐铁论·通有》说：“昔孙叔敖相楚，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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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 2009年8月3日第12版。 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 2009年8月3日第12版。 15
孙飞燕：《〈蟋蟀〉试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6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