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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袁枚“性灵说”
“性灵说”是古代试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清代袁枚的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未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基于源远流长得历史，袁枚的“性灵说”主要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下的产物。它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反对对理学的束缚，批判当时文坛复古模拟风气。从诗歌创作的主体出发，从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论证了诗人应率真地表达感情，表现个性，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破除雕章琢句、堆砌典故、以学问为诗。
关键词：性灵、真情、诗才、个性、反格调
一．“性灵说”的渊源
古典文论中首先采用“性灵”一词的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
其后南朝钟嵘在其《诗品》中则直接以“性灵”论诗的本质。他曾评论阮籍《咏怀》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基于此，他还提倡抒发感情的“直寻”、抨击“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等，这些都直影响了后来袁枚性灵说的核心内容。
唐代诗文中“性灵”一词更为普遍。一是沿用南北朝“性灵”的含义，如皎然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诗式》）；二是对其的发展与开拓，如高适《答候少府》中“性灵出石象，风骨超常伦。”等将“性灵”与“才”相联系。
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剽袭模拟，“掉书袋”的习气，主张“风趣专写性灵”，推崇“天分”，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后来袁枚的性灵说的内涵十分接近。
明代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强调要用“赤子之心”作文，反对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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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事，认为“天下之至文”都是“童心”的体现，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性灵”，反对儒家礼义的约束。同一时期的公安三袁反对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思想，提出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如袁宏道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中：“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而袁枚的“性灵说”正是在李贽和公安三袁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二．社会环境对袁枚“性灵说”的影响
袁枚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活跃。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非朱子之家理不敢行”的局面。此外又辅之以八股取士、文字狱等高压政策。袁枚的“性灵说”旨在反对宋儒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之大欲”的合理性。其次，他还竭力破除“道统”之说，认为并非言必称周公、孔子不可，亦不必囿于四书五经，即便是普通的技艺也可视为“道”的体现，强调“学在躬行，不在讲也。”
当时文坛学古、考据之风盛行，人们斤斤计较于字句的来历、格律的工整，丧失了对文学精神本身的把握。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甚是流行，袁枚正是针对这种风气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三．袁枚“性灵说”的思想体系
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 （一）“性情”论
袁枚自称“天才多情句自工”，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在于书写自身的真实情感。
首先，诗人内心须有真实的情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袁枚吸取了李贽的“童心说”的观点，倡导“赤子之心”，反对“伪笑佯哀”的矫揉造作之情，认为“风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诗歌是诗人心底的声音，性情的流露。更要以真性情感发人心，“能入心脾”的诗，才是好诗。袁枚真性情诗首推悼亡诗，如《哭阿良》中记述了袁枚三女夭折是全家悲痛、慌乱、甚至几乎丧失理智的情景，语言平浅，渗有浓浓悲情，令人动容。再如《瘗梓人诗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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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为余作室，余为汝作棺。瘗汝于园侧，始觉于我安。本汝所营造，使汝仍往返。清风飘汝魄，野麦供汝餐。胜汝有孙子，远送郊外寒。永远作神卫，阴风勿愁叹！
梓人指的是建造随园的一个土木工人，对于一个劳动工人之死，作者并未视如草芥，不仅为之作棺、下葬，还怀有真诚的思念之情。其中有二人平等关系的描述，仿佛与一老友促膝长谈，显得朴实而真切。
袁枚一生游遍名山大川，他的山水景物也被赋予别致地审美情感，表现表现而来自然美德千姿百态。如他在《水西亭夜坐》中写“明月爱流水”，“水亦爱明月”，将水与明月赋予性灵，同时又映衬出诗人“爱水兼爱明月”的性灵。
其次，袁枚张“诗写性情，惟吾所适”，诗文中所蕴含的感情要深厚、浓郁，从而批判理学对人情的束缚。他曾讥讽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六朝拟乐府诗盛行的状况为“编抄经句，毫无意味”，故“诗教大衰”。同时他认为诗应该挣脱理教束缚，走进“情”的各个领域，所以很推崇情诗。他在《答蕺园论诗书》中的一段言论称：“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借男女之情公开与伪道学相抗衡。如《寄聪娘》:
思量海上伴朝云，走马邯郸日未曛。刚把闲情要抛扯，远山眉黛有逢君。 聪娘是袁枚的宠妾，此诗写于袁正赴陕西任职，由于相思心切，竟把“远山眉黛”误当做心上人看待，生动细致，缠绵悱恻。 （二）“诗才”论
袁枚还特别重视“笔性灵”，强调诗人有才质、气质，容易掌握诗歌的创作规律，才能以真性情感发人，创作出犹如“天籁”的诗篇。《随园诗话》第七卷载：
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 袁枚认为诗式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并不是凡夫俗子可以玩赏的，有时某些没有吟过诗的人却可能是真正的诗人，而一些读书万卷、精通此词法的文人反而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当时翁方纲一派诗人崇尚汉学考据之风，“以学为诗”，袁对此批驳道：“经学深渊，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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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诗才对一个诗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性，书卷不能代替性灵，却可“欲其助我神气耳”。
袁枚在艺术创作上提出一种“天籁”的自然天成的状态，诗人对生活素材的提炼，经过不露痕迹的文字加工，形成一种自然平淡之美，认为诗“宜朴不宜巧”、“宜淡不宜浓”。同时赞同杨万里“风趣专写性灵”，认为有性灵者应该以真切的感受描绘出生动、新颖、感人的形象，如他“梧桐知秋来，叶叶自相语”、“花似有情来作别，半随风去半升堂”等诗句别致地写出自然景物的灵性，道出自己独有的审美感受与情趣。 （三）“个性”论
袁枚的性灵说强调诗人的创作个性，所谓“著我”，要“独抒性灵”、“自己胸臆”，反对拟古、格调说。《随园诗话》卷十说：
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故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拟古人，何处著我。
他所谓的“独立”、“著我”并不是离开古人，而是通过学习古人，达到自成一家，诗歌的本来意旨在于抒发一己的性情。并且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要“出新意，去陈言”，风格不拘泥于一格，鼓励诗人发扬独创精神。如他在《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中高自己“爱独不爱同”，并劝诫其他诗人“各立一峰”。
文学史上拟古、仿古之风始终难以绝迹，考古之风在乾嘉时期更是盛行。袁枚把独创诗称为“作诗”，将拟古诗贬为“描诗”，主要批判沈德潜的“格调说”，而沈的格调说的理论正是上承明七子的复古主义主张的，他曾说：“明七子学唐，是西施之影”，人们喜欢西施却不悦于“西施之影”的。并指出“蔽千古而不知今”是学者的“大病”。袁枚曾自道其思想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可见他鄙视汉学的态度。
四．影响
袁枚的“性灵说”顺应了时代的进步的潮流，突破程朱以来传统理学的观念，使诗歌从“仁义道德”的藩篱下解放出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强调“自我” 。在他笔下诗歌不再是卖弄学问、考取功名的工具，而是用一颗性灵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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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富有才华和激情的诗句，书写个人对生活的感受，见识与情趣。袁枚弟子张问陶对他极其钦佩，曾将他的《船山诗草》命名为《推袁集》，近代著名文论家刘熙载也吸取了袁枚的观点在其《艺概·诗概》中云：“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林钧《樵隐诗话》评价袁枚“盖诗主性灵，此千古不灭之论也。”
另一方面，其中也存在一些弊病。“性灵说”主张感情的真实表达，不加以政治道德的规范，对色情宫体诗亦加以肯定，像《姑苏纪事》一类的记叙歌妓生活、玩赏青楼女子的篇章显然是糟粕，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章学诚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文士通义·书坊壳诗话后》中称他：“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近代朱庭珍称：“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疾”。此外，袁诗中反映社会深刻意义的诗不多有些诗写无聊的生活琐事与为皇帝歌功颂德，价值不高，部分诗的一意象重复，不符合其创新的艺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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