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税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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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没有之前那么快了。国家也提出符合时宜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结果并不理想。上海作为营转增的试点,效果并不是很好,运输业的税负并没有降下来,由运输业关联的各种产业受到的冲击也可想而知,但是地方政府还在纷纷申请营转增,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增值税链条不完善不止是将营业税并轨就能解决的,由于我国是凭发票抵扣制,抵扣的制度并不完善,许多需要抵扣的部分,现在还做不到,比如运输业加的油,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怎么做进项税额抵扣。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提出减税的大方向是好的,具体实行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不断磨合。

(二)在不影响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公开财政预算

从英国的经验上我们可以看出政府透明度的重要性,英国率先提出股份制银行时,国家十年没给分红,但是公众依然支持。我国现在财税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质疑肯定是会有的,公开政府预算能够增强公民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心。温总理去年要求93个部位公开财政预算,民众把焦点集中了三公经费上,我设想如果能更具体地公布三公经费的用途能否可以止谣言于智者,当然前提是三公经费合理合法。所以,要大力推行政府预算公开,增强政府透明度,有助于培养公民参与国家的监督意识,也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

(三)预见老龄化趋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是前车之鉴,日本增值税税率过低,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加之经济持续20年低靡,财政收入严重不足。日本现已步入老龄化阶段,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日本政府不堪重负,国家负债逐年递增。导致日本政坛比较动荡。中国已出现老龄化的征兆,并且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了,不管中国现在是否已经步入老龄化,中国早期激增的出生率和独生子女制度,必然出现老龄化。近日,人社部暗示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引发热议。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三方缴纳,公民个人也有缴纳,还有不少人工资较高,愿意年轻时多缴纳养老保险。据货币时间价值的观点来看,养老金未必交的越多公民晚年获得的收益越大。如果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以日本为鉴,考虑我国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就不再是预见性问题,而是现实存在的且日益严重的。面对减税的趋势,虽然我国有间接税收入作为强大的财政收入后盾,难保不会出现日本政府巨额赤字的尴尬局面。我认为,既然减税是必然选择,不能开源,但可以节流?公开政府部门预算,也许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净化管理结构

使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更加和谐。

(四)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合理划分

有人把房价飞涨归结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有一定的道理。造成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能满足支出的需求也是事实。相对于中央,地方更了解自身的需求,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问题又不尽相同,需要灵活应变,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各自发展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长久。但是不管是从税种上还是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划分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实在有限。地方政府需要重要的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不甚合理,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上扮演了过重的角色却没有更多的资金。我认为,应该设置自动调节的机制,使得税收收入可以根据经济发展自动调节,同时,改善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的比例,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地方。一旦全面实行营转增,地方政府的收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共享的比例就应该适当提高。

(五)重视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

中小企业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就业有重大的作用。日本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中小企业提供了比一般企业更优惠的税收待遇。今天备受关注的吴英案,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才会产生地下钱庄。税收作为政府日常管理的重要手段,应该给予支持,做出表率。在融资问题上给予帮助的同时,重视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培养和扶植更多的中小企业有利于完善我国市场机制,增强市场机构,使得市场结构更加合理,也能共同抵御来自国外经济波动的风险。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引用孔子的一句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国民经济发展起来了,国家也能获得比减少的税收收入多得多的收入。

(六)增强财产税等税种的实际作用

去年财产税征收的呼声特别大,中国现行的财产税实际作用并不大,相比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的国民财富还没有那么多,开征财产税,最坏的结果是没有减轻贫富差距,反而征得是中产阶级的税,适得其反了。最优税制理论倒U形曲线,对中等收入的人群提倡征收较高的税率,鼓励这部分人往高收入阶层发展。衡量纳税能力的因素不止收入一项,还有财产和支出,对于财产,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监管,曾经有报道一位副部级女官员拥有38套房产,她买第37套房产

的时候还没人知道,这说明,不仅政府部门预算需要公开,政府工作人员也需要透明度,征收财产税,首先要弄清楚有多少财产才可以,这项制度就可以推行一段时间了,推行之后再谈财产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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