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郑国渠对的历史意义 - 图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附图3 刘仁师改造后三白渠渠系示意图。
刘仁师彭城人，长庆三年（823）为高陵县令，访查民间疾苦，得泾阳豪强霸水之实。于是他根据唐朝《水部式》 “居上游者不得壅泉而专其腴”的条文[15]，写明奏章，拟求新开渠道。经过两年的努力争取，最后终于建起了新渠与新堰，新渠名为“刘公渠”，新堰名为“彭城堰”。同时政府重新制定了上下游各县分水数量与方法，故《高陵令刘君遗爱碑》曰：“开塞分寸皆如诏条”，即放水与堵闸都按诏令的规定进行。
这种诏令条文的重新制定当然是刘仁师的重大贡献，但要使诏令长期持续地得以执行，刘仁师还在工程设计上对渠系进行了改造。原来中南渠、南白渠、禑南渠皆分别流入高陵县，向高陵县的分水地点较多。经过改造的刘公渠与彭城堰把流向高陵的水统一在彭城堰中，其下才分支输水。这种把主要各县之分水枢纽集中起来的渠系布局为控制好上下游分水数量提供了便利条件。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时代，泾渠分水法规皆承唐代制度，使下游高陵县的供水有了一定的保障，这也可以说少不了刘仁师的开创之功。
大和元年（827），即刘公渠堰修成的第三年，政府又重修了高陵县内各支渠及其斗门，形成了覆盖高陵全境的水渠网络，《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记载，此年“六月，命中使付京兆府，宜令修高陵县界白渠斗门，任百姓取水溉田”。斗门即渠系上的取水闸门，《水部式》明确规定，斗门只能按官府规定的尺寸进行修建，而且要接受官员检验，闸座必须用石块砌筑，闸板则是木质，务必坚实牢固[16]。
大和元年（827）六月修整高陵县界白渠斗门，是一个成功的试点工作。当年十一月，就开始向引泾灌区各县推广其试点的成功经验，据《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准御史中丞温造等奏，修礼泉、富平等十县渠堰斗门等??差少尹韦文恪充渠堰使，便令自择泽清强官三人专令巡检修造”。礼泉、富平等皆是三白渠灌区之县，且派遣的渠堰使也是专管三白渠修造事宜者，是知此次十县修造渠堰斗门等工作是引泾灌区一次大规模的工程改造。次年二月，为加强对此次工程改造工作的领导，又聘已改任昭应（今西安市临潼区）令的刘仁师，“兼检校水曹外郎，充修渠堰副使，且赐朱衣银章”，这是因为其对高陵县的渠堰斗门等改造卓有成效。刘仁师在此项大规模整顿工作中凭借有实干经验，施展了胸中才学，全面规划了新渠系，制定有具体可行的新规则，为开创唐代引泾灌溉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才有“关中大赖焉”的崇高评价”[17]。
总之，刘仁师不仅倡修了高陵的刘公渠与彭城堰，而且全面改造了高陵县渠系配套工程，并把它推广到引泾工程的全灌区，为唐以来白渠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而其在制定新的分水条例和维持其执行的管理工作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对唐以后引泾灌溉管理体系的发展影响极大。刘仁师在引泾灌渠工程与管理上的成就，我可以与郑国、白公相提并论，而其后只有近代的李仪祉可以与之比美。
唐代完善了引水、输水、分水技术管理体系，建成了新的渠首导流堰，健全了三条输水干渠，完善了各渠分水的堰闸设施，而且浇田的斗门也普遍的建立起来。唐代引泾灌溉技术空前提高，保证了其效益的扩大。
《元和郡县志》曰：“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竟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于是高宗令分检渠上碾硙，皆毁撤之。未几，所毁皆复。广德二年，臣吉甫先臣文献公为工部侍郎，复陈其弊，代宗命先臣拆去私碾硙七十余所。岁余，先臣出牧常州，私制如初。至大历中，所利及才六千二百余顷”[18]。唐代三白渠灌溉面积在永徽年间达到了一万余顷，可以说达到了古代史上的最高峰。其后受硙碾等影响，在安史乱后的大历年间，灌溉规模一度降至六千余顷。这可能比不上西汉盛期郑白渠合计灌溉面积，但随着大历年间黎干的大规模修复渠系，废拆碾硙，尤其是刘仁师全面兴修三白渠堰斗门等系统，完善了三白渠系，保证了水流的有效利用，其灌溉效益应该有所回升，似乎能够达到一万余顷的高水平。
唐代关中碾硙的发展对三白渠灌溉效益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元和郡县图志》就把渠利面积的减少主要归结为硙碾的设置。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碾硙是利用水的动能冲击机械来发挥作用的，这种水力利用也是水利的一种形式。硙碾的发展也不可否认是水利综合利用能力的提高，且众多的碾硙也说明三白渠引水能力的增强。唐朝政府为了使碾硙作为灌区水利的补充，达到二者均衡发展相得益彰，特制定了一些法律规制。开元《水部式》曰：“诸水碾硙，若壅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硙即令毁破”。“诸溉灌小渠上，先有碾硙，其水以下即弃者，每年八月三十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自余之月，仰所管官司于用硙斗门下著锁封印，仍去却硙石，先尽百姓灌溉。若天雨水足，不须浇田，任听动用。其旁渠疑有偷水之硙，亦准此断塞。”使用碾硙必须以满足灌溉用水为前提，不得与灌溉争水抢水[19]。到了唐代后期，随着干支渠分输水堰闸斗门体系的完善，这种限制碾硙的政策还是能够有效执行的。
五、宋元明清南系白渠地发展与衰落
秦汉郑国渠、白渠同引泾水，引水渠口在泾水出谷口的洪积扇上，距泾河谷石质河床约有五里之遥。前秦苻坚凿修郑白渠时，引泾渠口已推移到上游谷口的石质山地。《晋书·苻坚载记》载其复修郑白渠时，由于泾水河道基准面下切，导致秦汉郑白渠口抬升，无法再有效的引水，因而新修引水口向上游延伸，“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此时渠首第一次到了泾河谷口石质山地旁边。苻坚此次重修郑白渠，渠口较郑渠口上移了约五里。
唐代渠首应在泾河上游山谷，是符坚开凿石渠的延伸。杨立业先生从现场地形与文献记载两方面综合分析，认为小龙潭前即今三号洞处是唐代渠首所在。元宋秉亮即说：“白渠口即今小龙潭下是也，”应是指唐代三白渠渠首所在[20]。
其后宋丰利渠、元王御史渠、明广惠渠的引水渠口更因为不辞艰辛地凿石开洞，向上游石质谷地内部延伸。泾水河床因自然与人为活动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下切，这是历代引泾渠口向上推移的最主要原因，进而导致宋元明引泾效益的递减及清中叶以后的“拒泾引泉”。
宋初乾德年间（963-968），“节度判官施继业率民用梢穰、笆篱、栈木，截河为堰，壅水入渠。缘渠之民，颇获其利”。因为唐代石堰被冲毁，宋初即用木梢等制作新堰，恢复了三白渠。其后的淳化二年（991）、至道元年（995）、景德三年（1006）、天圣六年（1028）、康定年间（1040-1041）、庆历年间（1041-1048）、熙宁五年（1072）、熙宁六年（1073）等都有修治泾堰白渠的文献记载[21]。
由于泾渠干支斗渠系在唐代后期已经健全，故宋时只有沿用与维修，最主要的变成了渠口如何能多引泾水。修复渠首堰只能是恢复引水，而重开新渠口则越来越成为势所必然，这是因为随着泾水河床的下切，渠口高仰，水很难引入，故必须向上游别开渠口。至道元年（995），皇甫选已有“别开渠口，以通水道”之举，景德三年尚宾就成功地改凿渠口，“自介公庙迥白渠洪口，直东南合白渠”。熙宁年间多次修治，皆是以改凿石渠为主，其中侯可的凿新渠口虽然失败，却为丰利渠首选择了路线。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主客员外郎穆京奉使陕西，以白渠名存而实废者十居八九。二年，诏本路提举常平使者赵佺董其事，循侯可旧迹，九月兴工，越明年四月土渠成，再越明年闰八月石渠成，赐名曰丰利渠”[22]。此次修筑是宋代最大规模地改造泾渠，也取得了宋时的最大效益。
关于丰利渠口位置，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是无可代替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历代引泾渠首工程中阐述最详的记载。其中有关丰利渠口位置的记载有[23]：（1）“渠之东岸有三沟：曰大王沟、小王沟，又其南曰透槽沟。夏雨则溪谷水集，每与大石俱下壅遏渠水，乃各即其处凿地陷木为柱，密布如棂，贯大木于其上，横当沟之冲，暑雨暴至则水注而下，大石尽格透槽之口与石棚接，如此已无患。余二沟则凿渠两岸，比大木覆其上，沟水入于泾”。这一记载揭示了丰利渠口位置与渠东各沟的关系。（2）“惟石渠依泾之东岸，不当水冲，乃即渠口而工，入水凿二渠，各开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势顺流而下”。 这里描述了丰利渠口的特征：渠口距泾河岸边百尺到百五十尺，渠口前河岸岩面较低，需要在水下施工。据附图4. 宋元引泾渠口遗迹示意图所示，以现代泾惠渠大坝为基点，向南1210米的渠口遗迹，距河岸边垂直方向30米，偏北方向40余米，河岸岩面低于上下游河岸2到3米，地形地貌完全符合记载。南渠、北渠已被冲毁，但两渠所在地基仍存。（3）“又泾水涨溢不常，乃即火烧岭之北及岭下，因石为二洞：曰迥澜，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为二闸：曰静浪，曰平流，限以六尺，以节湍激”。本段叙述丰利渠首的枢纽布局：二洞二闸结合，因地制宜。现场情况是，火烧岭在距基点1375米左右；岭下及岭北之二洞遗迹尚存，因渠道改线（即鄂山新渠，三号洞），洞门失效而堵塞。在澄波洞进口上游，现渠道右岸上壁，有闸槽遗迹一道（距基点1232米）。两闸槽遗迹可能是静浪、平流二闸，与
两洞结合，便于调节引水流量，防止渠道淤积，布置合理。现场遗迹符合记载，说明距基点1210米处渠口遗迹，应即丰利渠口。
以上从大地形的渠沟关系、小地貌的渠口特征和渠首枢纽布局三方面分析辨别，无论历史记载与现场遗迹，都说明了距基点1210米处的渠口遗迹就是宋丰利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