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2015)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融合在一起的。而在《活着》等作品中，时间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有着明确的发展着的社会事件作背景。
以前余华在小说中运用了许多诗化的语言，而在后来的作品中为了把故事讲明白，诗化的意味没有了，少了些文人气，而多了些民间文学的喜剧风格。
除此之外，余华小说仍然具有先锋小说的某些基本特点。比如说，他以前的小说，每一篇都像一个“寓言”，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寓言特征。再比如说，以前小说中的荒诞气息仍然存在，不同的仅仅是不再以梦境的形式，而是直接通过现实和历史来表现。又比如说，主宰着人物命运的那个神秘的超现实的力量，不仅仍然是余华小说的主题，而且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更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向了极端。所以，余华小说的变化，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表现内容在本质上依然故我，关心的仍然是人的生命，仍然是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第十九讲 莫言与当代小说的民间性
怪诞：是由形式与内容之间产生的一种强烈冲突和对照而构成的，它是由性质截然不同的因素构成的不稳定的混合体，它是具有悖论性质的一种爆发力，既滑稽可笑，又令人恐惧。怪诞经常表现为生理上的畸变，精神上的怪癖。
民间立场：根据陈思和的解释，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一种非权力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民间立场就是指站在这样一个“文化视界和空间”，自觉地抛弃知识分子那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心态，切实地立于大地，去感受、发掘其中的丰富内涵，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母题：是文学作品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因素：一个事件、一种手法或一种模式，它也指一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性短语、一段描述或一组复杂的意象。
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形象
姑姑长相俊俏、泼辣干练，烈士后代出身，是镇里唯一到县卫生局学过新法接生技术的人。姑姑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是产妇敬爱、信任的送子观音；计划生育开展后，她则摇身变作扼杀胎儿的恶魔。
当姑姑退休了，卸去了时代、社会赋予她的职责的时候，她开始用民间的、大众的眼光去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面对生命伦理的拷问，姑姑灵魂备受煎熬，重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对生命充满敬畏之心的同时，更认清了自己犯下的无法饶恕的罪过。她企图通过郝大手捏泥人的精巧手艺，将扼杀的两千八百个孩子的魂魄召唤回来并像供奉神灵一样供着，以此来达到忏悔和赎罪的目的。
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上官金童：一个患有“恋乳症”的畸零人格形象，“爱哭、胆小、懦弱，像一只被阉割过的绵羊”，自恋，无能。
由于对男性特权的刻意强调，男性在社会中也就占据主体性的地位，男尊女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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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得以形成。这种秩序强化了男性的自我中心意识，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了男性的自恋情结。
上官金童的失败人生表明，一个仅仅由民间母性文化陶冶而难以摆脱自恋情结独立站出来生存的人，在当今社会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莫言小说的民间性
（一）民间与民间立场
什么是民间？根据陈思和的解释，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一种非权力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民间立场就是指站在这样一个“文化视界和空间”，自觉地抛弃知识分子那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心态，切实地立于大地，去感受、发掘其中的丰富内涵，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二）莫言小说的民间性
莫言最擅长以民间的身份描写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状况和生命状态，在他潜意识中活跃着无数的民间“故事”。
民间文化形态是莫言创作的生命之源，也是莫言小说的生命力之源，对原始生命强力以及自由自在的野性生命的礼赞成为其小说最为鲜明的特征。
《红高梁》中所赞颂的英勇的先辈们，是一群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敢爱敢恨、无所顾忌的充满原始生命力的野蛮人群，他们是文学史上的边缘与“另类”，却是民间社会的主体，他们的一切构成了民间丰满、独立的历史和传统。
在《檀香刑》中，莫言自始至终都非常自觉地恪守着民间的文化立场，保持着平民化的叙事格调。他不仅十分诚实地将“凤头、猪肚、豹尾”这一经典的传统叙事理论作为整个故事的框架结构，而且还将来自山东高密的猫腔、富有韵律感的自我倾诉以及大量的俗语、俚语、民谣、谚语作为叙事的话语基调，使得全篇小说仿佛是一部民间艺人的唱词或者乡间流传的话本，质朴、率真、神秘、悲情，有着浓郁的戏剧意味，并保持着民间叙事的自娱化、民谣化、传奇化等特征。
“民间写作”的立场，在《生死疲劳》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作品中的“六道轮回”是莫言的一个伟大的发现，是莫言的生命体验、艺术灵感与中国民间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的奇妙遇合。他以“动物的视角”来叙述土地和农民，叙述两个家族、几代人、一个小镇成为中国农村1950—2000年间风云历史“标本”的毛茸茸的过程，中国农民大爱大恨、大喜大悲的生命体验由此得到了极致化的表现。
莫言小说叙事的狂欢化
（一）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就是避雅求俗，崇高降格，为低俗升格，使平民俗语、百姓口语、幽默讽刺甚至下流避讳之词皆可入文。在巴赫金看来，民间文化具有不可遮蔽的狂欢节文化色彩。民谣口耳相传的传播空间，可以说是一种类似狂欢节的广场空间，它的民间性质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它属于民间老百姓自己的意识形态。
狂欢化感受的核心，是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是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狂”是狂欢的本质核心，就是“无所畏惧”，而“欢”的意义也在于消解严肃性（包括恐惧）。小说狂欢化的意义，正是对官方话语秩序的戏仿性的解构，对民间文化的热烈赞美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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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言小说叙事的狂欢化特征 1、故事与人物的传奇性
莫言的创作，始终流贯着民间传奇的独特韵味。“传奇”既是小说文体，又是艺术表现手法，还是一种创作模型。如《奇遇》、《战友重逢》等作品。
《红高梁家族》糅合了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三种传奇创作模型。
《檀香刑》则以民间传说和戏曲为叙述动力和艺术构架，同样集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于一体。
2、叙事的感觉狂欢
莫言的小说充溢着浓烈奔放的狂欢化色彩，他以奇诡的想象、恣肆的文笔和狂欢的方式模拟了现代社会现象，在狂欢性原则下建立起虚构的话语世界，并与制度化的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生死疲劳》众声喧哗的“复调”叙述中，狂欢节式的广场化图景在小说展示的每一个轮加场景之中都能看到。
在《蛙》中，莫言创造的“互文对话性文本”，也是作者在狂欢化叙事方面做出的新探索。
3、语言的狂欢
《檀香刑》的“凤头”、“豹尾”部分，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以主人公各自的声音（即内心独白）构成叙述主体，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等形成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金音齐鸣的效果，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拼贴在一起。狗肉西施眉娘的叙述中夹杂着谚语、俗语、俚语、歇后语、顺口溜、戏文、粗话，显示出一个泼辣、大胆、放浪、热情、爽快的底层民女形象。
莫言小说的母题内涵
母题，是文学作品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因素：一个事件、一种手法或一种模式，它也指一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性短语、一段描述或一组复杂的意象。
（一）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与对大地、母亲的歌颂
《红高梁家族》中，爷爷奶奶强健的体魄、灼人的力量，他们敢爱敢恨、重生轻死的民间情怀，他们在高梁地里光彩四溢、与红高梁的蓬勃生气浑然一体的“野合”，展现给读者的正是那自由自在的本真生命和蓬勃狂放的生命强力。
《丰乳肥臀》中，莫言对于民间生命力的赞美主要是通过讴歌母性/生殖力的伟大来实现的。上官鲁氏有着对生命源于本能的呵护与珍爱，她经历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苦难，但她凭借着健壮的体格和旺盛的生殖力，一生养育了九个子女和子女的七个孩子。“丰乳”和“肥臀”就是生命得以呵护和滋养的永恒象征。
（二）人性的挖掘与国民性批判
《酒国》体现了“吃人”与“被吃”的二元对立模式。侦察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调查地方杀食婴儿事件，尽管他精明干练而富有经验，仍然抵御不了金刚钻的凌厉攻势，在似醉非醉的情况下“误食”了“红烧婴儿”，彻底陷入了“吃人”的尴尬境地。
《酒国》还涉及了国民身上根深蒂固的弱点——主奴根性，即无视基本人权、横行无忌、虐杀无辜的劣根性和自甘为奴隶、泯灭自我良知、甘愿处于非人地位和处境的劣根性。虚伪、残酷、麻木，被杀者的无助，杀人者的冷酷，看客的麻木等国民性问题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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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三）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批判
莫言表达历史反思的方式不是理念化的，而是感性化的，他总是自觉地将历史传奇化。
在《檀香刑》的民间传奇中，国家大事、江湖奇事、人生奇事融会一处，以写实、虚构、象征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出之，“故事”同时也就成了史诗、传奇和寓言。
莫言作品中与现实关系最密切、批判力度最大的是《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对官僚主义、地区封锁和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的强烈批判。
第二十讲 王安忆与女性写作
女性写作：“女性写作”概念是法国女性主义评论家埃莱娜·西苏1975年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来的，强调女性身体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它在强调女性写作独特性的基础之上，关注女性写作的文化语境，全方位地考察女性身份在创作中的复杂关系，以及作家生平背景等对写作的深刻影响。
王安忆小说“三恋”中的女性意识
《荒山之恋》写一个有妇之夫的大提琴手和一个有夫之妇的金谷巷的女孩的爱情悲剧。大提琴手孱弱、敏感、孤独、自尊而又自卑，婚姻只是把对大哥的依赖转移到对妻子的依赖上，真正意义的性爱和男人并没有确立。金谷巷的女孩风流、争强好胜，过早地品味到女人的性角色与性功能，婚姻成了征服与被征服争强好胜的性游戏。他们“宿命”般地相遇后，生命中积蓄的欲望和压抑的自我宣泄而出，性成为完成自我的一个方式。
《小城之恋》的背景是70年代的某文工团，两个在一起练动作的“他”和“她”，逐渐发生了性关系。作品着力表现的是物质形态的“性”发生的过程以及在他们心理发生的复杂变化。生命内在的冲动一旦发生就泛滥成疯狂和放纵。处在社会和个人都蒙昧的现实处境下，关于性肮脏和罪恶的庞大叙事笼罩着他们，犯罪感、羞耻感使他们日益仇恨，纯粹的性本能却又使他们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直到“她”受孕，他们的性关系才结束。“她”在性行为中并没有体验到女人的自我，却在受孕状态下获得完全意义上的母亲角色，变得安静美好、洁净完满。“他”则畏缩、胆怯终至逃避。
《锦绣谷之恋》写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在一次庐山笔会上爱上了一个男作家，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精神恋情。女编辑厌倦了日常生活的常规秩序，她和丈夫因为彼此太过熟悉而磨掉了浪漫、神秘和诗意。庐山之行让女编辑在男作家的观照中发现了自己是个“女人”，压抑沉滞在体内的女性感觉被激活了。最后女编辑还是回到既定的生活秩序中，让恋情化作永恒的回忆照亮琐碎的生活。
在“三恋”中，王安忆把笔触直接伸向幽闭的男女间的性爱生活，向我们展现性的神秘、性的冲动、性的创造力与毁灭力，塑造了一系列有着强烈的生命本能欲望冲动，敢于大胆追求和享受情爱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同于传统女性的被动从属地位，不仅与男性一起成为性爱的参与者与体验者，而且往往是作为启蒙者与引导者出现的。在“三恋”中的模式是女强男弱，男性形象多半瘦弱、怯懦、委琐、被动、胆怯、畏缩；女性则多是开朗、泼辣，生命力旺盛、精力丰沛，活力无限、富有主动性并富有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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