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学前教育发展历史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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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学前教育发展历史的比较

作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的历史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和印度都曾有过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又都走过不少弯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印度的民族、种族和种性更为复杂。在学前教育方面,印度与中国有着相似的状况。

一、中印学前教育的近代历史在近代,中印两国的学前教育都与宗教团体分不开。据张宗麟介绍,在中国人自己创办幼稚园时,就已经有教会在中国创办了数所幼稚园,并对中国人创办的幼稚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宗教团体举办教育的真正意图在于传播教义,输出文化价值观,为其殖民政策服务。

在印度也是这样,其学前教育思想(主要是福禄贝尔的理论)也是由传教士在殖民时期引入的。

中国与印度的学前教育在产生之初主要是学习蒙氏与福氏的教育理念与做法。但中国对欧美的学习还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先是向日本学习转而向欧美学习。据张宗麟介绍,“‘五四’运动起来了,反基督的空气起来了,但是欧美学问为国人所注意,昔日不为国人所重视的传教徒,只要有几分真本领的也就被重视了。我国过去的幼稚园,一味模仿日本,不但教师的技术太差,甚至日本已经行了二十年的老方法也不能尽行模仿。当时基督教所主持的几所保姆班,对于技能的训练,都还能练习。他们所办的幼稚园小巧玲珑,虽然宗教色彩太浓,但是处处给参观者愉快,而模仿福氏、蒙氏以及美国新方法也还能做到几分”。所以“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幼稚园由模仿日本转

而模仿欧美,主持人便是昔日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

“五四”运动后,虽然传教士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学前教育,但中国的学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向欧美靠拢,这与当时中国学前教育的落后状况有关。1925年10月,张宗麟调查江浙一带16所幼儿园后发现,中国的幼稚园教育抄袭欧美较多。

对于这段模仿的历史,张宗麟给予了辩证的评价。他说,中国幼稚园教育在第一阶段是直接采用外国的,不问是古典或是其他性质,一味抄袭。例如对福禄培尔、蒙台梭利的教材教具,美国英国所谓“进步学派”的教材教具,都是亦步亦趋,惟妙惟肖地模仿与抄袭。在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早期,这些抄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至少比起教孩子成为“小大人”的那一套强些。闱模仿欧美幼稚园教育的原因,主要还是当时中国学前教育的思想主要受西方的影响,虽然基督教不再直接参与管理中国学前教育事务,但是中国学前教育的理念乃至师资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基督教会。

另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杜威的中国之行与蒙台梭利的印度之行都曾对当地的教育产生重大影响。杜威上世纪的中国之行推动了中国教育界的中国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蒙台梭利在印度举办的幼儿学园成为印度幼儿园教育传统的一部分。

一般人都能接受蒙台梭利的教学法。她所发表的有关儿童发展及教学环境布置的理论,更是吸引了不少上流社会人士将子女送到她的学校。

二、中印学前教育的乡村化运动作为曾经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

家,印度与中国都试图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学前教育体系,特别是建立适合本国农村的学前教育。

在独立后的印度,幼儿教育依据的基本信念是:幼儿教育不仅要提供给贵族阶级,更要提供给全民。印度独立后的平民幼稚园与陶行知的幼稚园教育中国化的探讨是类似的。印度的平民幼稚园始于1963至1964年间,为大多数儿童提供“物美价廉”的教育是这种幼稚园的目标。平民幼稚园的设置与儿童福利密切相关,因为0~6岁的婴幼儿夭折率很高,亟需专人照顾。教师的主要工作便是喂幼儿吃饭以及陪伴幼儿,等妈妈来接回家。平民幼稚园的基本课程是个人卫生、晨祷、阅读、计算,有些幼稚园还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如刺绣或园艺,一些体能活动如跑步、跳跃、散步,以及说故事等语言活动。这类学校通常设在不太正式的场所,如大树下、露天的庭院里或小学的走廊上,所以设备都很简陋。由于玩具和其他教学设备甚为缺乏,这些幼稚园只好利用废物如棍棒、石头或树叶来教语文和算术,或者因地制宜随机教学,如利用种植蔬菜的时机教授营养常识、有关水和土壤的知识或借机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习惯等。

在20世纪20、30年代,陶行知先生强调应创造平民的、省钱的、适合国情的幼稚园,影响很大。陶行知为了使幼稚园在乡间易于设立,曾主张乡村幼稚园不限定要有房屋。陶行知主张办幼稚园要适合下面三个目标:第一是要平民化,把幼稚教育从贵族阶级、智识阶级的手里夺出来,普及到平民阶级。第二是要经济化,用少的金钱办出好的教育,不是用很多很多的钱把一个幼稚园弄得非常华贵。第三个目标

是要适合于乡村儿童生活。不搬洋货,也不赶时髦,只求适合于乡村儿童的生活。

三、建立科学的本土学前教育的努力印度学前教育的民族化立场也并非是脱离外国先进学前教育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甘地可以称为是印度基本教育方法的设计师,他的思想深受卢梭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受蒙台梭利的影响。

甘地倡导儿童教育应该使用印度丰富的自然资源,鼓励儿童从周围的自然中学习。

印度的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学习过许多诱导人民接受教育的方法,但是都必须配合当地的生活方式才能生效。玛哈玛·甘地的理论广为现代教育工作者采用。他相信,不足7岁的幼儿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前所受的教育,对父母和幼儿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主张建立收费低廉的托儿所,使学前教育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成为每个人均可享受的权利,并且要修订健全的课程,使幼儿的学习活动如同成人的“工作”一样受到尊重。虽然许多印度教育工作者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却还未能实现这个理想。目前大多数学前教育工作者仍采用国外的教育理论,而忽视了本国的教育哲学。

就中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而言,在本土与外国思想间进行什么样的对话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学者进行过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度促进了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如陈鹤琴在解释“活教育”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这一原则,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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