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邓晓芒：自我意识的自欺本质演讲文字稿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成主观的。
同一个词在西文里面既有认识论的含义，也有本体论的含义，还有逻辑的含义，主词就是逻辑含义，主体就是本体论的含义，主观就是认识论的含义。除了这个词以外，还有像sein、be，be这个词在汉语里面也有多种翻译方式，有的人把它翻译成是，有的翻译成存在，有的翻译成本体，各种各样的翻译，就让人觉得很麻烦，很麻烦我们就觉得自卑，就觉得是汉语的不成熟之处，因为我们在古代从来没有把“是”定成一个系词，所以也很难用西方系词的概念完全把握它。这当然是它的毛病，但同时也是它的长处，西方的be的多义性带来了一些哲学上的困难，包括康德讲的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也就是对上帝存在的是论的证明。本体论就是存在论嘛，也就是是论。康德就点到了，这个存在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谓词，只能理解为一个系词。但是包括康德他自己，都还是把它用作谓词，你在他的书里面也可以找到，把这个存在，或者把sein用作谓词，sein本身就是一个范畴，范畴就是一个谓词，因此很难摆脱西方语言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放在汉语里面，这个局限性就不存在，从意思方面来说，汉语表达得更精确。 所以我倒不认为汉语就因为有这样一些缺陷或者毛病，在表达哲学思想方面就会比西方的语言要差、要笨。恰好相反，我觉得恐怕世界哲学将来的发展方向还是要学汉语。有很多微妙的地方在西文里面没办法表达的，汉语可以表达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在细节方面的体会，汉语的这种细腻性是没有其他语言能相比的。当然它看起来很笨，哪怕是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的语法以后，看起来仍然很笨。但是笨有笨的好处，它带来的确定性，可以避免很多混淆。
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让哲学说汉语”，即要让外国人以不懂汉语为恨，这也是陈康先生的一个理想，他提出要让将来研究哲学的人以不懂汉语为恨。因为只有你懂了汉语，你才能懂得哲学思想本身已经进到了哪个层次。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当然是一个很初步的想法，现在基本上还没有起步。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翻译，通过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来证明汉语的解释能力、说明能力。康德三大批判的汉语翻译，我的很多学生对照了英译本（英国人译德文本）后认为可以跟英译本最好的版本相比齐，而且比大多数英译本都更强更细，前提是只要你认真，不要把有些东西去掉或者模糊掉。我们的翻译原则是每一个小词都要注意把它表达出来，在汉语的翻译里面都应有一个字、词与之相对应；每一种语
气都要表达出来，比如虚拟语气，翻译时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不能模模糊糊地过去就算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汉语对哲学就是非常适用的。通过翻译对汉语树立信心，既然能够做到这样的翻译，那我们有什么思想表达不出来呢？没有什么表达不出来的思想，只要你想到了，你就能够表达出来。当然要完全精确地表达出来，那不是一个汉语的问题，而是一般语言的问题，有很多东西是言不及义的。的确，汉语可以走在前面，可以表达得更精确，这方面我还是有信心的。
问：邓老师您好！刚才听到自否定，我有这样一个疑惑：当我们用这种西方的言说方式来说我们现有的中国人格结构的时候，中国的东西将会作为材料。但我们现在来解读中国的时候，恰恰是用西方的语言，我们的人格根本就不是东方的，中国先汲取了西方的，然后用这个东西融入我们的人格，这样最后一个结果要么是循环，要么是个悖论，也就是说这个自否定可能导致自肯定。
邓晓芒：自否定肯定会导致自肯定，但是它的根是自否定，这是我比较强调的，要把自否定作为一个根源。当然这是从西方来的，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到近代的黑格尔、马克思，他们的哲学原则都是为否定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这就是自我否定。自我否定的这个“自”表达了一种确定的形式和一种确定的方式，是自己否定，而不是外来的否定。这篇文章里也讲到了“自”的溯源，我还要进一步深挖这个“自”本身的含义。
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建立一种哲学，或者用来批判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一种什么效果呢？我想很多人会有这种疑问。你的那套东西都是西方的东西，它不合中国的国情，不合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也根本没办法用西方那一套逻辑和概念来加以把握。这一点我承认，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里面确实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是西方的逻辑或者概念根本没办法表达的。但是话不能说得太绝对，无论如何，我们总还得承认人类有某些共通的地方。 事情发展到今天，有两个趋势可以奠定我们表达的优点，一个是西方的逻辑和概念现在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说明它们也不是那样死板，它们也非常注重言外之意，注重形象化的东西。另一个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本身就是中西杂交的一个产品，我们既然可以把西方的语法引进我们的古代汉语，锻造出一种新型的现代汉语的语法，这本身就为我们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用现代汉语的
语法可以非常清晰地重新解读我们的典籍，当然在解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损失，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历代都有损失，中国的典籍本身就有这个特点，它的很多东西是意在言外的，一切都在不言中。孔子、老子、庄子，他们讲的东西后人的解释肯定不如他们本来的解释那么丰富。我们今天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历代典籍肯定也有损失，但是只要我们尽可能地贴近原意，并且把它跟人类共通的东西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有成效。
所以我既反对完全用西方的那一套概念逻辑、三段论式来套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并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只能用古文加以解释，或者只能用诗。我还是认为可以用逻辑的方式、用现代汉语很清晰的方式，把那些不管是诗化的还是意在言外的东西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来，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线索，根据这个线索，就能够体会到当时的人大概是怎么想的，有了这个线索以后，这个不可言传的东西就可以得到固定。古代汉语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不可言传的东西在里面。现代汉语可以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因为受到西方语言的改造以后，它加强了这方面的功能，可以把一些东西说得比较确定，哪怕是不确定，它也可以说出是在哪些方面不确定，在什么地方不确定，然后让你沿着这条线索去体会。我觉得这正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可以追求到的效果。
问：邓老师您好！如果自然人组成一个团体，团体意识本身是否也带有自欺的成分？另一个问题，现在像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本身本质上是否也有自欺的现象？
邓晓芒：当然团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荣格讲到“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其实也就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方式。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且人们已经知道不是这样，但是还是这样看待传统、习惯。我们中国现在尽管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传统的东西，说出来大家都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突然冒出一句，平时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话，点拨一下，大家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传统的思维习惯，不经点拨，我们都认为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多得很，一个词提出来，一个命题提出来，让大家心头一阵振动，恍然大悟，觉得我们以前都说错了、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形。所以，群体的自欺也是可能的，
群体自欺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自欺之中而造成的。
至于宗教，我认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欺的方式。宗教强调寻求安慰，寻求归宿，而这种归宿是你自己想象的一种归宿，也许你的下场非常悲惨，但是你内心感到很幸福，这当然是一种自欺了。但是这种自欺我们同时也看到它的另一面，一个宗教信徒，因为有这种自欺，所以能够凝聚某些能量，做出某些事情来。比如一个人出于宗教信仰而做出了伟大的事情。可见，自欺也不是完全绝对负面的概念，当然它本身来自于负面，即人的有限性，人不能够完全认识自己，只能够勉强猜测自己，然后相信自己，而这种相信是不可靠的。所以我至今也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我对宗教里面的某种积极作用还是承认的，特别是基督教里面，我觉得它值得我们吸收的积极的东西更多，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和分析它。
问：邓教授您好，您觉得科耶夫的解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黑格尔的本意？
邓晓芒：我觉得科耶夫那种解读是不能够让人信服的，他的那种解读可以说是现代或者当代西方的一种思潮的表现。当代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左翼分子，他们倾向于用所谓权力话语来解决一切事情，什么都是权力，一直到后来的福柯，他们把一切东西都说成是权力的较量、一种霸权。对于西方人来说，尤其不真实，对于中国传统来说，可能还能够解释某些真实的现状，所以中国人非常容易接受这些东西。马克思当年说“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即一个阶级产生，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更适合于中国。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要讲阶级，而只讲一群人，是一群人推翻另一群人。因为中国严格说来，我认为不存在西方那种意义上的阶级概念，不过是一些穷人推翻富人的暴力行动而已。
在西方来说，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只是他的《精神现象学》里面自由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人要意识到自己有自由，最初是通过生死斗争来认识的，因为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他要意识到自己最根本的东西，必须要通过动物式的方式。比如弱肉强食，强者战胜了弱者，战胜者宽宏大量，不杀战败者，不把他们吃掉，而是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奴隶，奴隶当时是敢改革的。所以奴隶最开始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