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性改造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性改造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社会运作的活跃期，这种活跃的表现之一就是社团的萌生与迅速繁荣。新文化运动时期社团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的一个重要营垒，他们百舸争游的壮丽景观为新文化运动绘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和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以及从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以北京大学社团为研究个案，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社团的类型和运作，探寻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功能与意义，以期再现新文化运动时期社团世界的生动图景。 一、北京大学知识分子①个体独立、群体自觉与社团勃兴
新文化运动②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是一场表征中国文化转型的启蒙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启迪和激荡之下，北京大学知识分子逐步挣脱老教条、老八股的精神枷锁，如饥似渴地追求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主体意识逐趋觉醒和增强。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为越来越多的北大知识分子所认同，北大也日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指标地。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北大知识分子主体意识日强、个体独立日盛，争取民主自由、追求真理和探求新知逐渐成为他们的共同信念，这为北大社团勃兴准备了前提条件。 若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的个体独立提供了原动力，那么“新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蔡元培入主北大③和《新青年》刊物的编辑部迁至北京，一校一刊实现完美结合，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则进一步培育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之所以涌进北大，就是基于改革后的北大一改以往被外界视为老爷机构的现状，业已成为培养新思想、新风尚和独立思维的自由学府、兼容并蓄思想的熔炉、科学民主思潮的摇篮和新文化运动的指标地。正是这种独特的氛围使北大变得开放、自由且多元，昔日胸无大志、抱残守缺的旧学生，变成了勇攀科学高峰、思想敏锐、忧国忧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不再崇奉宿命观，不再迷信圣贤，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人生的真谛，更为注重个人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渐趋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这正是社团成员必须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体素质。 在主体意识觉醒的同时，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也日渐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尤其是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蔡元培校长改革的激发，“两耳不闻窗外事”已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更办不到。有了多元思想，处在社会急剧转化的旋涡里，“在?先知先觉?、?舍我其谁?使命的感召下，”④在文化争论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个人能力有限，非合多数
人之力不足有为。盖必先有组织而后始能奋斗。”⑤因而，北大知识分子以“合群”之方式结合成社团，依靠群体的力量去实现个性和参与新文化运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概言之，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迪和蔡元培校长的引导，北京大学知识分子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见识增长了，眼界开阔了，学会了独立思考和新的思维方法，在新学与旧学，个性与共性，人性与神性，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束缚等强烈对比之下，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日益觉醒。他们热切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自觉肩负起救国图强的重任，迅速投入新文化运动大潮，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为了保证革新热情的有效释放和革新活动的最大成功，并基于探求真理、改造中国的共同信念，逐渐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大力宣扬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以求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从而最终实现救亡、启蒙的目的。所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各类型的社团在北大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时人曾对此评论道：“盖自蔡校长任事以来，集会一风，一时大盛，……事业勃兴，不可遏抑。”⑥从此时开始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北大知识分子究竟组织了多少社团，很难精确统计，下面仅就目前所能获得的资料作综合归纳，可窥当时社团的概况。（见下表） 二、北京大学社团的类型与功能
由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社团表可知，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社团如千帆竞渡，各种类型社团同潮共涌。如果按照各社团活动内容和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当然每种思想并不是界限分明的），我们可以把当时纷繁的社团大体划分成四大类型。
第一类是学术社团。如学术讲演会、哲学会、理化学会、新闻学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等。
学术社团是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基于现实国情，预备从基础做起，研究真实学术，转移末世风气，在教育、知识、思想、文化、人格修养、道德水准等方面为改造社会做预备，养成硕学宏材以应国家需要。如学术讲演会、哲学会、理化学会、新闻学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等。
1917年12月成立的学术讲演会，是蔡元培校长针对当时北京大学校内封建复古主义极其泛滥、学术研究的空气极为淡薄，而发起组建的社团。学术讲演会在其启事中指出：“我国近年所以士风日敝，民俗日沦者，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学术消沉实为其重要之一因”，因而，“特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发起学术讲演会，”以“传布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希望通过定期的学术讲演活动，以“挽士风，振学术，引起求学问道之心，”“冀以唤起国人学子研究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⑧在该团的倡导和影响下，各种学术活动频繁，校内外著名学者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钱玄同、陈启修、马寅初、陶行知、周作人、李四
光等都曾参与其中。“学术讲演团还多方延请外国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德国的杜里舒、法国的维勃贝尔、印度的泰戈尔和苏联的郁尔朔夫等。”⑨各种学术讲演活动的记录经常登载在于《北京大学日刊》，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反响。 “与五四运动有关系”、⑩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11}的学术社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蔡元培校长亲任会长并拟定了研究会简章。研究会具体工作则由留美教授、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和《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主任徐宝璜主持。该团于次年出版会刊《新闻周刊》。创刊缘由众多，但归纳言之，是“欲解决新闻界各问题，使新闻纸之势力足为改良政治与社会之利器也。”{12}虽然新闻学研究会仅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研究会成员罗章龙回忆：“参加该会（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是北京大学文、法科的学生。……这中间有不少是校内各种进步社团和刊物的活跃分子，有的还是骨干分子。后来均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参加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13}可见，处于转型时代的新闻学研究会，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培养了一代社会活动家，在宣传民主、科学、进步等方面作出了相当贡献。
哲学研究会、数理学会和雄辩会也是北京大学颇具影响的学术团体。哲学研究会是由马叙伦、陈大齐、杨昌济、胡适、梁漱溟及学生陈钟凡等人发起，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的学术社团。该会规定会员“皆有调查东西哲学，出版图籍，介绍新说之责。”成立后会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东西哲学，成果极为显著。他们的活动一方面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宝库，促进了该领域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多种理论架构，为最终探寻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开辟了道路。有志研究数学、物理学的北大知识分子则组织了数理学会，定期集会、交流心得、刊登研究成果，并出版《数理杂志》。此外，由原预科研究文法修辞的文学会改组而成、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提高思辨能力，锻炼演讲能力为宗旨”的雄辩会，也是当时极其重要的学术辩论性社团。该团发刊《劝学》杂志，且要求“会员均须习演说及辩论”。{14}他们演说和辩论的主题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如1918年2月28日辩论的题目为“科学与宗教之消长”。辩论的结果是“主张科学的发达必然导致宗教的消亡”一方获胜{15}。这些充分体现了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对本身的严格要求和对新知的渴求，以及提高自身学术文化水平的信心和决心。
总之，这些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的学术社团，对北大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至关重要。吕思勉先生对当时学术团体的活动的功绩做了较客观的评价：“在他（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以前，……稍谈高深学术，或提倡专门研究，就会被笑而不合时宜。……从此
以后（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之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孑民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16}可见，学术社团的兴起，使北大具有浓郁的现代高等学府的色彩，体现了当时的北大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思想上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追求，同时折射出他们期望通过“结合志同道合之士，讲求学问，并谋求政治、经济、社会之改良与学术之更新，俾救中国于危亡”之目的。{17}正是由于“学术界新纪元一开”，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均能“兼容并包”，从而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生长地和各种外来思潮的主要输入者，“实际上起到了宣传民主和科学，传播新思想，开辟新文化运动道路等客观作用。”{18}“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
第二类是探讨和宣传新思想类社团。如新潮社、马尔克斯研究会和国民社等。
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中国知识界逐渐冲破了中国封建传统伦理和政治学说的羁绊，对传统的旧道德、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冲击，一场旨在提倡科学文化和新道德、新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悄然兴起。
与《新青年》意涵相通的新潮社，希望通过“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而达“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之目的。{20}该社一成立，即以崭新的姿态参与了新思想的探讨和宣传。他们高举“伦理革命”的大旗，锋芒直指被他们视为“恶人模型”、“思想厉鬼”的传统社会制度。他们在攻击传统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方面的勇猛激烈可以从傅斯年发表的《万恶之原》略见一斑。傅斯年认为一切“善”都以“个性”发出来，而中国的家庭则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原”。他的文章快要结束时更咬牙切齿地说：更有那些该死的伦理家，偏讲那些治家格言，齐家要旨。况且家是齐得来的吗？又有人说，这是名教，不可侵犯。还有人说，什么“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实名教本是罪人，那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那有不杀人的名教{21}。这篇文章影响甚大，不久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万恶之原》的短评，作为一种呼应。他也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22}俞平伯则痛感传统道德诸如三纲五常充满奴性，和现代生活每每矛盾，强调“既要澄清思想界，先要冲破一切的网罗，更先要实行道德爱护的革命”，建立起“适宜于现在的真道德”，并提出了如“尊重个性之独立”，“发展博施的情爱”，“绝虚伪”等符合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原则的道德规范。可见，新潮社所从事的伦理革命,旨在通过批判儒家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