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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期末论文
——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问题的探讨
【摘要】通过七节课的演化经济课程学习，笔者对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认识。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制度变迁。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科斯定理 分析框架 创新 【正文】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及制度经济学对其做的改进
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学派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根本基础，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买主面对一批不同价格时所采取的购买行为、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反应、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最佳配置等各种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 （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
按照拉卡托斯1（Lakatos）提出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种理论的研究纲领或范式可分为内核和保护带两个部分，其中内核是不同范式之间相区分的标志，而保护带则是基于内核基础上的环境条件设置。环境条件可以发生变化，只有内核不变，就意味着范式不变；而一旦改变了内核要素，就是新的范式的形成。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内核结构包括三个因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保护带大致有三部分：主体面临的特定的环境约束；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主体拥有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第一个保护带直接表现为预算约束，后来扩展为其他行为主体的潜在约束。第二个保护带是完全信息的假设。第三个保护带就是早期向不完全竞争的发展。通过理性预期的处理，当事人从事不确定性决策就转化为附加概率的确定性决策，从而使新古典范式得以重新解释现实。然而，完全信息假设太强、太脱离现实，导致新古典范式备受责难。7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保护带取而代之，大大促进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这种新的保护带就是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它说明经济活动当事人获取信息是要付费的，信息成本约束迫使当事人在不完全信息下决策，往往出现次优的结果。 正是由于新古典范式以理性预期为桥梁，实现不确定性向概率型确定性的转化，以及以不完全信息为桥梁，实现认知能力不足向信息成本的转化，才使得原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各分支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无论是后来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还是信息经济学为依托的新制度经济学，都走入了新古典范式的阵营。 但是，两次转化迷惑了一些经济学家，使得他们在应用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时，忽视了新古典范式与其他范式之间的差别。例如，张五常等人习惯于把威廉姆森的理论和阿尔钦等人的产权学派以及后来的契约经济学统一在一杆大旗下。然而，这些理论实际上 1
拉卡托斯是数学哲学家、科学哲学家。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在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哲学论文集》出版，第1卷名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2卷名为：《数学、科学和认识论》。
属于两种范式，从理论内核看，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张五常、哈特以及早期诺思等人都采用了新古典范式；而威廉姆森与后期的诺思等人则试图抛弃新古典范式，最主要的标志是他们引入了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西蒙的“有限理性”是指认知能力不足导致当事人无法完全准确地认识世界，这意味着无论付出多大的信息成本，一阶最优结构总是达不到的，均衡的惟一性也无法保证。后期诺思进一步引入“路劲依赖”和“报酬递增”机制，强化了对新古典范式的反驳。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进行了修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从而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即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二、“外部性”问题与科斯定理
1、外部性
外部性指由于市场活动而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的成本。或者换种说法：外部性就是指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也即行为举动与行为后果的不一致性。 外部性又可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强加了成本或赋予利益的情况。
2、科斯定理
（1）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2）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
（3）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 科斯定理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达到帕累托最优2）。
关于科斯定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当然，在现实世界中，科斯定理所要求的前提往往是不存在的，财产权的明确是很困难的，交易成本也不可能为零，有时甚至是比较大的。因此，依靠市场机制矫正外部性（指某个人或某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对其他人或者其他企业造成了影响，但却没有为此
付出代价或得到收益）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科斯定理毕竟提供了一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和一些国家先后实现了污染物排放权或排放指标的交易。
三、城市房价异化现象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在我国，房价的上涨是与住房的高空置率并存的，这是一对对立矛盾。根据市场学基本原理，只要有大量可售的商品，物价就上不去；房价这样不停的上涨，按理来说应该是因为供不应求，没有住房的人多，而空置的房屋少，几个人争一间房子，房价才因此而上涨。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的确目前有不少人想买房，然而其中有很多都是有房子的人。在另一方面，同样也有相当数量的房屋空关着，房屋的主人却又不想拿出来卖掉，宁愿把它托在手心 2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上玩赏。这是由于住房功能的异化导致的。 住房，本是为了给人住而建，为了人们的安居，为了给人有个家。而要达到此目的，一般情况下，一户人家有一个窝够了。一个地区，有多少人家，建多少套住房，基本能满足需求了。但是，住房一旦派生出居住外的其他功能，供求关系就变得复杂化了。 在我看来，我国城市房价上涨，深层原因是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的：
（一）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多 从经济学角度讲，流动性是指一种资产相对于另一种资产的变现能力。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条件是银行存在贷款差额，同时表现为大量资金对有限房地产及证券资产的追逐，从而形成资产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多。
（二）家庭联合购房倾向的普遍化
连年上涨的房价，催生了我国城市居民独特的购房模式：一是买房者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二是家庭联合付款购房。
（三）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与部分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提高政绩指标。“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运作来增加收益。本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GDP8%以上的高增长时期，其中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率可达2~3个百分点。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中央的GDP政绩考核，“土地财政”应运而生。土地财政的危害在于：一是导致地价上涨，进而助长房价疯涨；二是将大批拆迁户推向了市场，进一步刺激房价上涨。
（四）政府政策不配套导致房价调控失效
为调控房价，我国政府适时出台了许多政策，如2005年以来陆续出台的《国8条》3、《国6条》4、《国15条》5《新国8条》6等一系列政策，短期内对房地产市场的房价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由于上述政策缺少配套细则，导致调控失效。
无论是为保值还是升值，这么多的住房在很多一段时间内，不派居住之用处，而充当了货币或相当货币的有价证券的功能，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当人们理财兴致浓的时候，国家多造些有价证券还是容易的；但要多造些住房，就不是一桩简单的事了。造房要土地、要资金、要时间，一旦信奉的人越多，一时就无法满足需要，就会出现本文开头所述的“双高”现象。但若一旦信奉的人锐减，又会浮现相当数量的空置房泛滥于市场，动荡物价指数，秧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住房功能的异化，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目前，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处于自然资源趋于枯竭、能源危机即将到来的非常时期，合理运用资源、尽力节约能源，是这个世界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可住房功能异化却与这个大方向背道而驰，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灾难性的。一方面：大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土地资金；大量的精力脑筋，大量的水泥钢筋，全都耗在了替代价值指认的映象物上。另一方面：在这场追逐虚幻的游戏中，有权有钱的人越发富有。因为在炒房游戏中，捷足先登者，暴富的概率大。而先登者，当然绝大多数是手上有足够余钱、耳边有灵敏信息的有钱有势者，若干年后，通过炒房，谋得暴利。而最后，是贫困的无房户来托起这个沉重的高价房市之盘。故这完全是一场少数精明富有者挑逗众百姓的可悲游戏，越发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 面对如此异常的局面，面对不知所措的芸芸众生，面对心术不正的房产商造各种舆论哄抬房价，现在，作为人民的政府，除了多造廉价房、搞廉租房等等措施外，笔者认为还应该做一桩事：真实公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地区，正常情况下，房价与平均收入的比值，让老百姓心里有底，作为衣食住行中的“住”，究竟该化去自己一生收入的多少。从而拨开人们眼前的迷雾，使人们清醒，使多房者让出房，使无房者都住进空置房中，还中国社会一个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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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2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八条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
2006年5月24日，国务院九部委于2006年颁布的关于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六条政策。 5
2006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 6
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推出八条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
四、经济增长、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经济增长、交易费用（又称交易费用，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oase, R.H., 1937)所提出，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企业的本质加以解释）和制度变迁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对比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诺思、瓦利斯两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形成的观点和结论。研究结果表明，Wallis & North (1986)的实证观测结果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对交易费用总量变化趋势的理论预测是一致的，而诺思和瓦利斯对这一测算结果成因的解释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主要观点也是一致的。这些发现一方面为Wallis & North (1986)的观察结果以及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表明由华人经济学家杨晓凯等人所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实际上为人们研究经济增长、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三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严格的分析框架，因而在制度经济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诺思和瓦利斯等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给出的理论框架在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别，两者主要的差别在于后者沿袭了制度经济学的非形式化分析传统，而前者则采用了数理模型的形式化分析方法。形式化的分析方法要求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中个人的偏好、技术条件、资源总量、经济的产出水平、人们的福利水平和交易费用总量等做出严格、定量的描述。这提高了概念、结论的精确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使得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消除概念混乱和逻辑问题、提高学术交流的和知识积累的效率等方面获得了更大的优势。
五、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与创新选择
1、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是什么？制度经济学对它做了哪些改进？（10分）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
修改：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2、 简述“外部性”问题与科斯定理 （10分）
外部性：指由于市场活动而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的成本。或者换种说法：外部性就是指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也即行为举动与行为后果的不一致性。 外部性又可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强加了成本或赋予利益的情况。 科斯定理：
（一）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二）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 （三）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 科斯定理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达到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