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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摘要：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的山河，建立了紧密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国家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因此，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二．从其提出背景，反思“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就其实质含义，长期是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导相联系的，最早更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几次试探性努力。如1955年周恩来首次提出愿意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主张国共进行继北伐、抗日战争之后的第三次合作，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汉贼不两立”作答，还有过光复大陆的幻想。双方的主要矛盾在于“正统”之争，谁都自称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
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方面又一度加紧了舆论攻势，有关设想渐趋丰满。如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报表示，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发表讲话，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出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
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凡此已经奠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
正道是：有心栽花花不活。子承父位的蒋经国继续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拒之。然而1984年6月、7月、12月，邓小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中国是信守诺言的》三篇重要谈话中，继续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思想。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而台湾问题却愈发呈现出紧张态势，更有几度风波，时人多虚惊以为险乎大打出手。两岸的分歧，尚难弥合。有鉴于此，对于既定的方针，恐怕不能简单照办下去，而有深入反思之必要。
所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允许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就连邓小平自己也承认，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直还没有搞清楚。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恐怕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被置换，这是人所共知、心照不宣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的今非昔比，也对“一国两制”造成新的影响。所以，时过境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发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变化。当局者也需要与时俱进，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三．从其现有模式，再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在台湾问题上碰壁，似乎却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游刃有余，但是这一作用不宜高估。以香港为例，英国政府既没有理由和能力，更出于二战后全球战略收缩的考虑，也无意阻止其回归中国。迟至1997年移交，还等于默认了九龙、新界九十九年为期的租借条约。何况，香港、澳门作为殖民地城市，素来有自由、法治，而无民主可言。以香港为例，彭定康临行前匆匆抛出一个政改方案，有意培植民主，却为时已晚，不仅有惺惺作态之嫌，更遭到中国当局的强力抵制，所以，归于流产。而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大不相同，其现实政治格局之复杂和多元。所以，“一国两制”，至少是其现有模式，能否适用于台湾，尚值得研究。
四．从其法理依据，比较“一国两制”与联邦制
很多人以为，“一国两制”所开列的条件，极其优厚，甚至“较联邦制有过之无不及”，对方没有理由不接受。形式上似乎如此。但其实，联邦制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个层次的范畴。“一国两制”所隐含的法理依据是，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中央授权。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授权的幅度大小，而在于“授权”本身。联邦制则不然，其主要含义是“地方分权”，而非“中央”授权。
联邦制又与各级地方自治一脉相承。如20世纪初以来，美国各州陆续修改州宪法，赋予州以下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自治是民主的大学校。美国联邦体制下宪政民主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疏于严密控制，留有自治空间。首先是乡镇自治在各州产生和发展起来，然后循此逻辑普行于全国，就是联邦制。联邦制的优势之一，如果借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语言，就是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由于“地方”拥有的信息更为充分，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也少些环节，联邦制下有助于提高效率。
相比之下，中国现行宪法第五十九条和选举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级人大选举产生，以下类推，直到区县乡镇一级才由选民直接选举。宪法第七十七条、全国人大会组织法第四十五条还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以下类推，直到区县乡镇一级才由选民直接“监督”和“罢免”。就此来看，反而显得“中央”的权力来源于“地方”而非直接来源于人民。一旦局面失控，省一级尾大不掉，上述条款就可能引爆政治危机。所以，“加强中央权威”云云，也需要引入新思路，譬如，开放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普选，或许有助于摆脱“地方”的干扰因素。
我认为，从纯粹理论上说，应当尊重“地方”的自决权。但是，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宪政化的努力，正是力求在宪法框架以内解决问题，即便实行联邦制，也不能轻易开上面这个口子。如果以矛盾某一方的出局暂求息事宁人，至少是消极的。
以上，从“一国两制”和联邦制的法理比较谈起，随兴所至，“顺藤摸瓜”，所引出的讨论已经超出台湾问题的范畴。但这恰恰表明台湾问题之于中国的深远意义。台湾问题可以成为一
个契机，我们因之探讨诸如联邦制，很容易推及其普遍意义，情牵“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何况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台湾前途的真正保障，恐有赖于中国整体宪政秩序的重构。
然而中国人民热衷于大一统，因此不适合于联邦制。所以，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仍然缺乏一套稳定的、透明的、普适的和可以预期的游戏规则。并且，内在的法理有待于深入阐明。当务之急，尚不必纠缠于两者的孰强孰弱、孰轻孰重，而是在现有基础上规范分权结构，落实谈判主体，健全行为机制，纳入宪法框架和程序以内解决一切可能的争端。
五．确认“一国两制”，推进“和平统一”
香港回归后，“两制”依旧，而“一国”未见其实。这已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一国两制”，目标还是现实？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就得承认，两岸关系的现实就是“一国两制”，不过还处于军事对峙状态罢了。如果视而不见这样的现实，将“一国两制”作为目标，那么，囿于“一个中国”的时态和语义问题，容易陷入旷日持久、纠缠不休的争论，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在战场上没有办到的事情，恐怕也不能指望文字游戏。
确认了“一国两制”的现实，并不是完事大吉了。首先，合乎逻辑的推论，诸如\谁也不吃掉谁\的承诺就得提前生效。其次，也不自动解决“和平统一”的问题。统一，即统于一制，要旨在于两岸当局就地合法化，就地诉求合法性，在此基础上相互承认，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解决国家体制的问题，譬如可以考虑联邦的形式。应把“和平统一”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某天早上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就大功告成的。对“邓小平理论”也要活学活用，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字不易，仅仅颠倒一下顺序，既传其精神实质，又把握住了时代脉搏。
如果还要发展一下“邓小平理论”，那不妨说，统一的问题，远不限于台港澳，当务之急更不在此。须知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顺应了开拓更大市场的必然趋势。一个统一国家，哪怕是联邦制国家如美国，最起码的是，各州没有签证权，州际贸易不得课以关税。对比这样的标准，大陆本身是否已经同属一个统一国家，还甚为可疑。现实岂止是“一国两制”，说成“一国n制”也不为过，当然“一国两制”仍可作为一种抽象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