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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
（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的商业却削弱了中国。“中国军队的瓦解中，我们只看到一条通向衰弱的道路”3。当然梁启超丝毫不希望中国处于孤立状态。相反，他不断地责备中国人没有善待那些最初来到中国既不要求土地也不想毁灭中国的西方人。梁启超说，那些西方人只要求通商，而通商会使中国得到百倍于那些西方人的益处。遗憾的是中国退进了“枯井”，并对外国事物闭上了眼睛。 作为已经爬出自己“枯井”的民族，日本无疑是中国改良者的美好理想。梁启超以崇拜日本的文化发展来调和中日政治对立的事实，是中国西方化的又一个标志。这种态度是早期官方的西方化论者不可能容忍的。直到种族中心主义被打垮时，一个民族才能明智的跳出小圈子来看世界。因为生活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一种文化被剥夺了固执的圣灵，这种文化的建设者中才会有人出来从反面检验它；并且仅仅到了那时候，这种文化才会在大量的选择吸收多种文化中完善起来。
对于旧有的理论他是坚信的，因为它是中国思维方式，历史趋向的必然产物，它用沿袭下来的术语使中国的教条失去效用，必须一起作用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如果一种至今被认为是永恒的文化要素（例如经典教规）逐渐被视为暂时的，那也就为变更各种文化要素开了绿灯。梁启超要求变革，这种变革要由已侵入中国的西方的食物和整个现代西方为榜样。对外国的崇拜逐渐滋长了对本民族的怀疑情绪，梁启超逐成为一个西方化者，并抛弃了中国的正统思想。但由于几十年来西方的不断侵略中国，梁启超在感情上并未与西方融为一体；许多世纪来，中国教科书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也使梁启超武装起来。
3．梁启超的一些政治活动
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任总撰述。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一时《时务报》风靡了全中国，数月之间，销行到万多份。梁氏自己说：“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又说：“《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蘖。”就连当时反对维新的胡思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惊呼：“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的震动。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京报》发布的通缉康梁的命令里这样写道“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狅谬，著一并严拿惩办。”4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梁启超俨然成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这份《京报》的转载没有清楚地说明反动者怎样详细评价梁启超，他仅被判为杀头，康有为则是刀刮。大多数字面解释说：“举人梁启超完全依赖于康有为。”5完全依赖是“狼狈”——一种骑在狼背上的短腿动物，它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种比喻似乎是不确切的。梁启超是说了许多他老师的话；但就在十九世纪人们也能够他们后来分歧的胚胎。康有为终结了经典传统，梁启超也终结了它，但下一步却步入了黑暗。 但是以后的事实却证明，梁启超在这时并未真正认同康有为的政治观点。在改良
派得到光绪帝支持后，梁只不过是得到了译书局总监这样一个显然不重要的职位。无论怎么解释，重要的事实是，在那个多事的夏天，当年轻的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开始所谓的“新政”的时候，梁启超并没有扮演人们所期待的那种重要角色。然而有趣的是在这几个月里，梁似乎已经预见到他们的活动将毫无结果。他认识到所有的权力是在慈禧手中，他感到失望，一心想离开北京。当改革运动在9月份悲剧性的政变中最后告终的时候，梁到日本使馆避难，并通过日本官员的帮助，逃亡到日本。后来康有为和改良派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前往日本。
（二）流亡日本 走向激进
“1898年10月1日，一封邮自上海的急件向日本政府报告说，中国改良党领袖之一梁启超仍然在逃。”6邮件要求日本政府配合中国政府抓捕政治犯。
1．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
在日本,梁启超避开了在故国专制政体下的种种限制,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他虽然背井离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变法的决心。通过百日维新前后结识的一些日本人士介绍，梁启超赴日后广泛交友，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变法的支持,出于不同目的，日本许多政界、知识界和民间的精英人士也都愿意和他频繁来往。同时梁启超千方百计从国内获取情报，了解变法失败后的国内局势，并与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华侨取得联系，试图获得更多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帮助。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没有停止追逐知识的脚步，尽可能利用身边一切有利条件学习西学知识，加之有条件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更多也更为直接地吸收新的思想养料。其政治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切,使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7,政治上由温和变得相对激进。正如他自己所说:“自东居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8
梁启超在日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日本自由主义特别是中江兆民所推介的卢思想的特色或多或少地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江兆民译作的指引下，梁启深入研究了卢梭的自由思想，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梁启超大谈兴民权，他说：“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9与流亡日本前一味地解释君权、梦想依靠皇帝变法救国相比，梁启超此时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舍弃君权而言民权，表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民权观，进而向近代国家观迈进。与此同时，梁启超开始深刻、彻底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只有朝廷而无国家，提倡“破坏主义”，主张对封建制进行彻底的破坏，建立民主共和制。梁启超赞同“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并比喻“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
10梁启超认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盛衰兴亡，都是由“破坏主义”而建立起政权。而人都有恋旧的特征，这种恋旧恰恰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根源之一。中国欲振兴，也必须走“破坏”之路。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完全抛弃了戊戌变法时期“尊皇”、维护专制主义的观念，站到了专制主义的对立面，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受中江兆民译作中卢梭自由思想启迪的结果。
2．在日本期间的政治活动
梁启超在日本一面学习刚接触到的新思想，一面还不忘做政治宣传工作，以便拉拢当时在日本的大量留学生。梁几乎从一开始流亡便恢复了他的一些政治活动。在横滨他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便是有名的《清议报》。紧接着他还创办了其他的报纸杂志，正是由于这些活动梁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宣传政治救过的主要代言人。通过这些杂志的论坛，梁发表时事评论，撰写论证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还通过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梁虽然尚在流亡，但从未放弃通过政治活动实现改革的愿望。他的这些活动被当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极其革命党人密切关注，他们认为梁启超如果加入革命党必将使革命事业大有可为。而且在梁所宣传的那些思想主张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梁与康德思想之间已经很自然地划出一道鸿沟。大家都在期待着能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机会就要来临了。 一旦与海外华人社团取得联系，康梁自然便考虑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从数百万海外华人中挖掘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可能性。1899年初夏，康有为由于清政府的压力，被日本政府逼迫离开日本后，趁机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保皇会，作为改良派正式的政治组织。梁自然成为保皇会的一个重要成员。几乎与此同时，梁与康派的十几位好友在保皇派内部结成结拜兄弟，逐渐巩固了梁在康派里的政治地位。
3．走向激进，倾向革命
在从事政治活动中，梁不久便遇到了改良与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政治选择，这也是当时许多其他学生共同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这种两难选择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直至保皇会在海外华人社团中成立时，孙中山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一直活跃在海外华人社团中。固然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革命派的活动大部分局限在海外华人社团、通商口岸和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但1900年前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新的学生群体的政治潜力开始引起孙中山的注意，他现在力图改变他的革命策略，争取赢得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康梁自然也急于将这些中国学生吸收到他们阵营中来，并且得决定将孙中山的革命派当做朋友还是敌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避免与孙中山为敌。“百日维新”之前，两个集团已经很好的建立了各种联系。然而康有为却使这种联系中断了。1894年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个时候两人都在广州，孙中山托人带信给康有为说，他渴望与康会面。据说康有为答复说，如果年轻人希望见到他，那就应该礼仪性的请求在康有为的学校里做一个学生并递交一份书面申请。”11换句话说就是要孙中山放弃革命者的身份而加入改良派的阵营，这种要求是孙中山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两个组织间没联系起来。直到1896年，革命者与改良者之间远未建立密切的联系。就在这一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横滨部为中国少年们建立了一所学校。当时横滨是孙中山党派的驻地。孙等商议从国内邀请一批教师。由于考虑到康有为同他自己一样渴望中国富强，并认为康德经历很适合做一名教师。孙便写了一封信给康。康拒绝了亲自任教，而是推荐了另外一些人。“然而就是这些推荐的人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损害了孙中山的地位，并将许多学生拖入了改良者的营垒。”12为恢复友好关系，在1898年康梁到达东京后不久，孙中山便第一次以个人的名义迅速发出邀请信。由孙中山的朋友安排与康梁会面。但在约定时刻，康未赴约。对此梁的解释是，康已经离开了当地，并委托他为代言人。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以后的接触中并未有所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