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特掘、骆越文化和骆越古都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大规模迁入以后的事情。所以，岭南的“龙”是后来传入的。而且，西江（珠江中游）流域的“龙母庙”中供奉的龙，是龙和蛇的混合体，与我国北方传统的龙也不一样，应是汉族先民把龙文化带到岭南后，受到瓯骆文化的影响（须知，今桂东地区直到明代，除了府治、郡治、县治及其附近以外，大部分是越人之地），把汉文化和越文化综合起来的结果，所以，“龙母文化”应是次生态的。
一个是原生态，一个是次生态，孰源孰流，不辩自明。 但是，蛇图腾崇拜的分布很广，有没有中心地？这个中心又在哪里？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三、广西商周文化的启示
1974年，农民在今武鸣县马头乡全苏勉岭挖出了两件古怪的铜器。广西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闻讯后，随即赶到当地辨认，原来一件是铜卣，一件是铜戈，都是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物。接着，他们又到现场察看出土的地点，认为这两件铜器是出自窖藏。
1985年3月，农民又在马头乡元龙坡顶部发现一件铜盘。10月初，该铜盘被送交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0月中，县、市、自治区有关文物考古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实地考察，认为元龙坡是一处较大的先秦时期的古墓群。又据群众反映，他们在元龙坡南面约一公里的安等秧岭坡上挖树根时曾挖出过铜剑。调查组到那里勘察的结果，证明那里也是一处先秦时期的墓葬群。于是，有关部门立即组成发掘队，从1985年10月至1986年3月对两处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在元龙坡发现了350座墓葬，在安等秧也发现了86座墓葬，出土了一批在广西罕见的青铜器、陶器、铁器、玉器、石器和石范等，共计1200多件。发掘报告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西周，下限为春秋时期；安等秧墓群的年代较晚，为战国时期。后来，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考古学界又把上限推到了商代晚期。
由此，人们又想到了全苏勉岭出土的铜卣和铜戈，觉得它们极有可能也是出于墓葬而非窖藏。鉴于1974年时在广西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很少，而且都是零星的，都未经考古工作者发掘，所以当时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
马头墓群发掘时，我已经调离自治区博物馆，没有机会参加发掘的全过程，但也到现场参观过两次。这些发现曾令我纳闷：武鸣马头这一带，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怎么会有那么多商周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甚至还有浇铸青铜器的石范？石范的发现，就意味着当地可以浇铸青铜器，商周时代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我曾苦苦地思索，但却找不到答案，只好把疑问深深地埋入心底，既不敢张扬，也不敢放过任何机会。我小心翼翼地请教过一些老前辈，但疑问始终无法解开，只好无奈地等待着??。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终于摸到一丝线索，看到了一线曙光！ 为了理清思绪，这里有必要先把已知的线索清理一下。
在广西，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和其它器物在桂北、桂东、桂中、桂西都有一些发现。可按年代的早晚排列如下：
商代晚期：武鸣县马头乡除了上述全苏免岭铜卣、铜戈外，那堤村敢猪岩也出过一件铜戈。兴安县也发现过兽面纹铜卣一件，但出土地点不详。
西周时期：除了武鸣县马头墓群外，宾阳县武陵镇疗寨村木荣屯发现过一件西周早期的铜垒；该县还出土过一件铜甬钟，但具体地点不详，年代为西周中期。横县那旭乡那桑村妹儿山路边出土过一件浮雕饰铜钟，为西周中期之物。忻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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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塘中学后面的小土坡出土过乳钉纹铜钟一件，灌阳县仁江村钟山山腰的一个山洞出土过云纹铜钟，新街镇发现过一件铜戈，都是西周中期之物。荔浦县栗木乡栗木村马蹄塘和陆川县乌石镇塘城村出土铜垒各一件，贺州市桂岭乡英民村发现青铜缚一件，均为西周晚期之物。
除以上零星发现以外，武鸣县陆豁乡覃内村岜马山的6个岩洞中发现了一批岩洞葬，共出土陶器17件，石器9件，石子5 8颗，玉器1件，其年代上限约为商代或西周早期，下限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宾阳县芦圩、新宾镇下河村凉水坪发现过节齿纹铜钟各一件；南宁市那洪乡苏盘村通蒙田埂中曾出土窃曲纹铜钟一件；横县南乡和北流县发现的铜甬钟各一件；均为春秋遗物。柳江县进德乡木罗村发现过4件青铜器，有甬钟、短剑等；恭城县加会乡秧家村附近的社公山和大山头之间，发现了33件青铜器，计有鼎、尊、垒、编钟、戈、剑、钺、镞、斧、凿、车器等，可能各是一座墓葬，年代也都是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武鸣县两江乡三联村伏帮屯独山发现了一处岩洞葬，出土了铜器、陶器、玉石器共15件，其年代为战国时期或稍早。宾阳县甘棠镇上塘村韦坡屯发现了两座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计有鼎、剑、矛、甬钟、斧、刮刀等。柳江县三都乡六道村白露屯出土一件铜矛和2件铜箭镞，在柳州飞机场出土的一件铜牛，时代均为战国时期。此外，象州县罗秀乡军田村下那曹屯小河旁发现过一座战国墓的随葬品，计有铜矛、铜钺、陶垒、双耳罐等。贺州铺门镇陆合村贺河边发现过铜斧13件，铜钺5件，铜箭镞2件。在平乐县张家乡燕水村银山岭上，从195 8年以来，民工在挖采锰矿时，断断续续发现了许多矛、剑之类的青铜器。后来，经过一年多的现场观察和试掘，证明是一处先秦时期的墓葬群。于是，由广西文物工作队组织了14个县市的博物馆、文化馆的文物工作者组成了庞大的考古发掘队，从1974年10月11日至12月10日进行正式发掘，总共发掘墓葬165座（其中战国墓110座，汉墓45座，晋墓1座），出土遗物1200多件。田东县祥周乡甘莲村锅盖岭也发现过两座战国墓，出土一批青铜器和玉器，计有铜鼓2件，铜剑2件，铜矛2件，铜戈1件，铜斧4件，铜叉形器3件，玉玦2件，玉环、玉管各1件。靖西县岳圩镇王庄村发现短剑一件，时代为战国时期。
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的结果，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明山的几个县 。以大明山为中心，可将这几个县分为内外两圈，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可视为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可算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
那么，马头一带在古代是什么地方？居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呢？
四、骆越古都
据我国的早期古籍记载，远古时候有许多部落或古国。《尚书? 尧典》：“（尧）申命羲叔，宅南交。”《礼记? 少问篇》：“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这里的“南交”“交趾”都是泛指岭南。《逸周书? 王会解》载，商朝建立后，四方都来贡献，开国皇帝汤于是命令大臣伊尹制定四方各国需要进贡的物品：“正南瓯、邓、桂国??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路人大竹。”其中的“瓯”、“路”应是西瓯和骆越。在周代的一些青铜器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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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夷”、“南国”、“南瓯”等铭文，也都与岭南的古国有关。
按照历史学界通常的说法，今广西主要是古代百越族群中的西瓯和骆越的居地，西瓯在今桂北，骆越在今桂南，但界线如何定，说法不一。有的又根据唐代颜师古在《汉书》的注释中所说的“西瓯即骆越也”，把二者合称为“瓯骆”。为节省篇幅，这里不作详细分析。但根据清代《武缘县图经》，武缘水（今武鸣河）是由东江（今香江）和西江（今两江河）汇合而成，西南流入右江，古称“骆越水”；武鸣县城东北的“陆斡”镇，当地人的读音与“骆越”的古音非常接近，应是“骆越”的另一种译写。由此看来，环大明山地区为古代骆越分布区当无疑问。这样，这里的古代居民当然就是骆越人了。
从马头元龙坡古墓群的分布情况及出土的文物来看，那里应是古骆越人的一个聚落点。这个聚落点的社会情况，郑超雄先生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一书中曾经从人口、贫富分化、武装实体和王权政治、巫在王权政治中的作用等四方面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认为马头一带已进入“方国”阶段。我们退一步说，当时的骆越即使不是“方国”，起码已经是一个古国。别的先不用说，仅是第147号墓出土的牛头提梁青铜卣和33号墓出土的铜盘，就颇能说明问题，因为青铜卣和铜盘在中原地区的商周墓中，都是身份高贵的奴隶主才拥有的。由此看来，147号和33号墓的主人即使不是奴隶主，也是身份较高的统治者。但是，和中原奴隶主的随葬品的数量比起来，这两个墓的墓主还差得很远，而这两个墓同周围的其他墓比起来，随葬品的数量差别也不很悬殊。这些情况说明，当时还没有完全进入阶级社会，仍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阶段，所以，人们的社会地位还大致平等，贫富差别还不很大，随葬有铜卣和铜盘的墓主，大约只是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之类的首领。
那么，把这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称为“国家”，是否得当呢？
从本质上讲，部落和国家当然不同，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所以，部落联盟与初级国家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分别清楚。例如，我国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夏朝，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人们的观念中，都把尧、舜、禹当作国王来看待，夏朝就更不必说了。同样，南方的部落虽然不同于北方，但古人也都视之为“国”。例如，《史记》《汉书》都提到“句町王”，《淮南子? 人间训》也提到“西呕（瓯）君”。所谓“王”“君”，也就是国王、国君；又如《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提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这些都是与骆越相邻或相近，都是南方古国。我国南方由于自然条件比北方优越，因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其进程都比北方落后。当北方发展到商朝的时候，已是真正的国家，而南方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处于国家的萌芽或早期国家的阶段。所以，我国已故考古学界的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教授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过：“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还说，古国的“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他在这里提出了判定是否古国的三条标准，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贫富分化。如以这些标准来衡量，马头的情况又如何呢？它具有哪些特点？下面试从六方面加以综合：
（一）地理位置优越。大明山为桂中最高峰，巍峨雄伟，壮族先民自古就尊之为神山。马头一带处于大明山南麓，水系发达，共有15条河流，其中的二级支流分别汇合成香山河与两江河等一级支流，然后再汇合成武鸣河，再汇入右江。马头处于香江河的上游支流旁。循着这些水系，可与外界交通。在陆路方面，大明山南麓山脚下，有一条交通要道，沿着东西方向延伸，往东经思陇、宾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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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中原或东下广州。这些交通条件，今人看来也许会摇头，但对于尚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自给自足的骆越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另外，从军事方面看，大明山是最好的屏障，可进退自如，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加上先进的青铜文化，可铸造大量的箭镞、刀、剑、矛等兵器，有效地杀伤敌人。所以，南方民族在大山和大河不可得蒹时，大山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因为有山必有水，而小水必汇入大水，这样，有了山也就等于有了水。
（二）人口集中。广西地域广泛，远古时候的人口，我们现在无从统计。但元龙坡和安等秧已经发掘的商周到战国的墓葬共有436座。如果加上尚未发掘和已被自然或人为毁坏的墓葬，应该不只这个数。郑超雄先生在《壮族文明的起源》一书中估计有500座以上，我看不只这个数。有那么多人死后埋在那里，说明那里是很多人长时间居住之处。郑先生还按照一个家庭中死人和活人的比例为1：5来推算，当时马头的常住人口应在1500人以上。我看也不只这个数，应在2000—3000人。这样的人口分布，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密集了。因为骆越人是农业民族，人口的密集程度是与农田的广阔程度密切相关的。当时马头一带已经开恳的农田并不很多。所以，当时那里有2、3千常住人口，就已经不简单了。人口集中，就说明那里是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三）社会经济发达。马头位于大明山南麓，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大明山蕴藏着丰富的植物、动物资源，生活资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骆越人是农业民族，以种植为生。大明山是桂中最高峰，不仅挡住了北方的寒流，也拦住了南海吹来的暖湿气流，使得这里雨水丰沛，利于农作物生长；山下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可供种植，加上当地人又会铸造出先进的斧、锄等农具，以利耕作。把这些条件综合起来，那时的人们不说丰衣足食，也可谓衣食无忧。
（四）已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在元龙坡墓群出土的文物中，有6件完整和30多件破碎的浇铸青铜器的模范。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有明确的分工，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浇注手工业生产。另外，由出土的许多兵器看，当时的人们多是亦农亦兵，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但也应有一小部分是脱离生产的兵将，要不然，战时是不会有战斗力的。
（五）贫富开始分化，等级差别分明。贫富的分化是从私有制的产生开始的，墓葬中的随葬品，都是墓主的私人财产。在元龙坡的350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仅有54座，占15.4%；有随葬品的则多达296座，占84.6% ，但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的差别不是很大，而质的品位差别却很明显，说明当时的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但贫富的差别还不悬殊，可能正处在刚开始分化的初级阶段。墓坑的形制也反映了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大部分墓坑是简单的长方形竖穴，少部分墓坑却有二层台，是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反映。因此，从墓坑的形制、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品的品位的高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等级：贫民阶层、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贫民阶层是那些无随葬品者，平民阶层是那些随葬一般器物者，贵族阶层是那些随葬高品位器物者，例如随葬铜卣和石范的147号墓，有可能是君王之墓。正如郑超雄先生指出的：“铜卣是权力的象征”；“石范也和铜卣一样具有权力的象征”，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墓主生前直接参与繁殖的青铜铸造，这是不可能的。石范在普通工匠的手中是铸铜的模具，但在统治者手中则是权力，是神物，是拥有铸铜的权力者。”
（六）有神秘的精神生活和稳固的精神支柱（或精神寄托）。远古时代，巫术盛行。从元龙坡237号 墓和陆斡岜马山岩洞葬均有小石子陪葬的情况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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