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五 文章社会恐惧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由此可见，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破除社会恐惧症，为社会正名，肯定社会的主体性，认识社会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允许社会的自组织，实现社会的自治与自律。具体而言，自治的社会首先是一种利益凝聚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只有经过凝聚和提炼的利益诉求才能接近政府决策的层次，而分散的、散射的要求是很难在决策层面上进行处理的。利益要求的凝聚和提炼，必须以一定的组织形式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方式增加公众参与的环节，如用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给人们表达的渠道和机会。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所掌握的资源和表达的能力都存在很大差异，组织起来的集体表达、沟通与协商对于弱势群体就显得尤为必要。经验表明，经过凝聚的利益诉求和有组织的民意表达也更容易通过谈判和仲裁等和平理性的方式获得解决。
自治的社会同时也是相应的施加压力机制。当今的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的资源多，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势群体要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必须得有特殊的施加压力的机制。当然对施加压力的机制需要用法律法治加以规范，但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机制，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行之有效的施加压力机制，应当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和罢工等有组织方式。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常见的劳资矛盾中，劳方往往在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方面均处于显著劣势，罢工是其最后、但也是最为有效的施加压力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若能转变成常规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是大规模的罢工、示威也不会对社会的基础秩序造成整体性冲击，反而有利于及时释放和消解掉那些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紧张。
构建和谐社会亦即建设主体性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性的基础，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体性的载体，而社会制度则是社会主体性的保障。其终极目标则是形成建立在有限的政府、有边界的市场与自组织的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制衡与良性互动基础之上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锻造公民、培育自组织的社会、争取信息透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使社会成为实在。这一切都有赖于自觉的公民、公民权、公民意识的生产，而这一切的前提须从破除社会恐惧症开始。
201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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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洛维，“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安东尼·葛兰西和卡尔·波兰尼的互补合一”，载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2] 孙立平，“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3] 高柏，“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5日。
[4] 参见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5] 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领导者》，总第33期，2010年4月。 文章相关图片(0) 幻灯式播放相关图片 读者推荐相关文章 (0)我要推荐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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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社会记忆与历史权利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论著有《倾听底层》、《仪式与社会变迁》、《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等。
说到社会记忆，这是社会学、政治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它背后理论基础和内涵是很丰富的。但它同时又是跟所有人有关系的话题，并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有很强的公共性，也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历史有关联。社会记忆和历史权利的问题，其实背后也是历史怎样形成、历史是怎样建构出来的话题。
记忆和忘却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文明史的古国、大国，同时我们又会发现，我们也是最健忘的民族。所谓健忘的原因，在于有人要我们忘记，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大家可能看过《集结号》这部电影，原型就是退休检察官王艾甫，他在旧货市场地摊上发现4本1949年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战士登记册，这些阵亡的战士有一个名册把他们的名字登下来，其中有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王艾甫用了十几年时间，千辛万苦为84份名单中的26位烈士找到了亲人。但他在很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却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这些部门经常将他推出去，说别来给我们找麻烦，滚出去，甚至跟他动手。冯小刚导演根据这样的原型，创作了《集结号》这样一部电影。
我想这样的问题，是今天我们依然要追问的，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社会记忆问题和历史权利的问题。
人是构成历史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不应仅作为数字存在。但在以往的历史当中，会发现大多数的情况下人就是作为数字而存在的，比如说某一次战役牺牲了多少人，某一次灾难伤亡了多少人，甚至很多时候人作为数字都不存在。作为人在历史当中，经常是面目不清、没有形象、没有声音，就像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在长河中就消失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历史命运。
为什么要强调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为什么要强调人对于历史有一种权利？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和记住前人的历史，他们的经历、功过、所作所为的是非，我们要了解和记住，并且吸取经验教训，这一点其实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要了解记忆其实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这是我们明辨是非、能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
首先从常识来说，就是我们不应该对前人的经历，以及是非功过置若罔闻。从更加哲学或者是更加学理层面来说的话，人不能这么健忘，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记忆，除了它是民族的良知，对于个体来说它也是人性的基础，也是人性道德的理由。另外一个理由，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实际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关系，而人类以社会正义的理由来记忆，这时要通过记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反思，达到对是非的判断。在这当中我们会涉及到关于宽恕的问题，但是所谓宽恕，并不是以忘却为前提的。宽恕必须以是非的判断、以真相的呈现为前提，所以有真相才有宽恕。否则的话，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白经历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将那种历史灾难忘得干干净净的民族，就白活了。
第三个理由强调的是人以社会性存在的理由来记忆，强调的是记忆的分享，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个人的历史经验教训，要通过进入集体的记忆，以及公共政治的思考，才能真正被记住，而不是被忘却。
历史与权力
历史是权力的产物，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不是说一种遗迹、一种存留、一种客观的存在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发掘出来。历史实际上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出来的。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说的，他写过《论集体记忆》。他所强调的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历史是由人把它写出来的，而当下的人写过去的历史，这实际上不是简单的复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所读到的种种历史著作，都不能说就是当年实际那样一段存在的历史，是书写的产物，或者是讲述的产物，无论是书写或者是讲述，都是一种建构，是在今天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的建构。而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的就是社会记忆，但是我们也会知道，作为记忆的产物也好，作为记忆本身也好，都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简单来说，决定什么被记住或者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
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有一本书，《1984》，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他却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绘了极权主义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极致，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思想和控制达到了极致。其中最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为权力技术，权力技术之一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人们会发现，在奥威尔所描述的大洋国，大洋国当然是虚构的，指向是极权主义的国度，奥威尔时代的极权主义国度主要是指纳粹德国和苏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部门，有各种各样的安排，比如说真理部，真理部下设一个专门的部门，专门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地销毁，各类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还有专门生产新话的部门，过去的话别说了，我们就是新的话语。这样的结果，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古代很多历史记录是写在羊皮纸上的，可以把它刮掉之后再重新书写，然后是以权势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权势者、权力者或者统治者希望历史是怎样的，它就可以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