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赋诗言志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赋诗言志 周丽
摘 要: 赋诗言志早在《诗经》中已初见端倪，在稍晚的《国语》、《左传》中出现了比较正式的有关赋诗言志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本文就《左传》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为例，从五个方面谈一谈赋诗言志在春秋外交活动中的特殊功用。 关键词: 春秋 赋诗言志 功用
聆听了项老师的课，才明白自己有多浅陋，“诗言志”这个文学命题从初中就开始涉足，但从未如此深入的思考过，项老师引领我们分层阅读朱自清的《诗言志辩》，朱自清将分别为“诗言志”这一命题提炼成四层含义：分别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尤其对第二层和第四层的概念和内涵作了生动的解析，让我获益匪浅。
第二层“赋诗言志”，项老师归结为“用诗传统”，第四层“作诗言志”，老师归结为“作诗传统”，这两个归纳一语中的，很明晰地告诉了我们赋诗与作诗的差别，让我们豁然开朗。 《诗经》收入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三百多篇作品，其中有不少诗篇的作者曾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写诗的目的，如《大雅·嵩高》云：“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巷伯。”这是周宣王之舅申伯被封于谢，大臣尹吉甫特地作诗送他，此处讲写这首诗是为了颂扬他的德行。《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蓄万邦。”《小雅·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上述几首诗在《诗经》中是有代表性的，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应当表现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褒贬态度，要以文艺为武器对现实生活，特别是对社会政治起积极的干预作用。1
稍晚的《左传》记载的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大约是最早提出的诗言志的命题。《左传》里说到诗与志的关系的共有三处，襄公二十七年最详。下文将予以论述。《左传》中赋诗之记载可谓连篇累牍，其人物多为公卿士大夫，其场合俱在朝聘宴飨，其意义指向皆不出礼乐政教——朝聘宴飨乃王迹的形式，礼乐政教乃王迹的内容。这就是春秋时期《诗》在王迹中的特殊作用。2
据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统计，《左传》所记赋诗，见于今本《诗经》的，共 53 篇，用诗共 84 篇，两项合计，去其重复者，共 123 篇，占全诗三分之一强。可见赋诗在当时之流行。清人劳孝舆在《春秋诗话》卷三论及春秋赋诗时说：“自朝聘会享以至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舆台贱卒，所有论说，皆引《诗》以畅厥志焉。余尝伏而读之，愈益知诗为当时家弦户诵之书??”《汉书·艺文志·诗赋·序》曰“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谕其志，概以别贤不肖而观衰焉。”由此可见，赋诗言志已成为春秋时期外交舞台上最为盛行的一种辞令方式，也成为上 层社会乃至民间最流行的诗学活动。
本文试图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对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用诗传统”这一特殊功用作一探讨。
一、赋诗者可言自己之志，观诗者也可观赋诗者之志或国家之志
我们先看一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君臣垂陇设宴招待晋国大臣赵文子的篇章。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 1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
2
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23）
1
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 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 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 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君子之惠也！” 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叔向曰：“然。已侈。??” 文子曰：“其馀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在赋者是“言志”；在赵孟则是“观志”，在这里，“言志”、“观志”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根据自己对《诗经》中某些篇章的理解、接受程度，而后赋“诗”将其作为自己心意、志向寄托相对应的言辞而表白出来，听“诗”者则作出相应的判断。所以赵孟能够借此“观七子之志”。这七人中多数人借所赋诗中的某些章句，表达了赵孟的恭维与奉承。赵孟对郑国诸人所赋之诗有称赞、有谦辞、有感谢、有批评。比如伯和郑伯有怨，所赋诗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影射卫君过着禽兽不如的荒淫生活，以至造成国政的腐败。作诗人直斥：如此人怎配做人民的君长？伯有赋此诗来怨刺郑伯，证明他是联系自己的现实遭遇来接受这首诗的。他在赵孟前诵出，借有宾客在场作掩护，表露他不可直接发泄的怨恨之情。赵孟对此诗，经伯有诵出后，立即作了批判性理解， 赵孟识其影射攻击郑伯之意，在宴会上委婉地说：“床第之言不逾阀，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宴会之后，他私下对叔向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人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赵孟对其他几个人所赋的诗也一一予以评论，一面观赋诗者之志，一面又对所赋之诗加入自己的理解而申述了自己的志。
又，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3如《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
子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是有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
子赋《野有蔓草》，主要是借用其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分”两句，表明自己能与韩起相遇，感到十分惬意；子产赋郑之《羔裘》，也意在借诗中“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彦兮”等句意，赞美韩起宁肯捐舍生命以保节操，确为国人树立了楷模的品质。
其他如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所赋之诗，也都是借所赋诗中的某些诗句，或美言韩起的仪表、风度，或表明自己对韩起倾心追随之意。对此，韩起通过郑国六卿赋诗感到了郑国确实不敢怠慢晋国。于是，他不但向六卿献了马，而且还赋《周颂·我将》，借用诗中的“日靖四方，我其夙愿，畏天之威”作答，暗示郑国君臣尽管放心，他会谨慎崇敬天威，遵循天道，而不伤害郑国。如此这般，郑晋两国就这样通过赋诗言志，心照不宣地地打探到了对方的心理、态度。
二、可显示士大夫的文化教养 3
朱自清·诗言志辩【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2）
2
从上面所引的《左传》中记载的赋诗言志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赋诗言志也是一个带有群体性的赋诗活动。这种赋诗活动中，一方面赋诗可以“言志”，这就需要赋诗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教养，才能赋得得体。因为《诗经》的语言一般都含蓄而优雅，在折冲尊俎间用以婉转达意。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不能借诗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就会导致外交、政治活动的失败，甚至引起“诗祸”。
如《左传·襄公十六年》中记载：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也’。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小邸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齐国高厚因赋诗不当而逃归，未能准确领会宴会精神，结果是，不仅自己出丑，而且几乎引出一场大祸。另一方面，听诗则可借以“观志”、“知志”。如果听诗者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不会灵活地引申诗的意义，在政治活动中体会不到对方的意图，就不会听得明白。 甚至出丑。如《左传·昭公十二年》中记载的宋国的华定到鲁国聘问，鲁赋《缪萧》时，华定“弗知，又不答赋。”之事就表明华定因为文化教养欠佳，不熟悉《诗经》，又不会赋诗而出丑。
春秋赋诗借助古人之诗以表达己意，并不是不知诗之本意，也不是想篡改诗之本意，是追求己意表达得高雅含蓄，通过赋诗言志活动，既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时也显示自己深厚的文化教养。《诗》具有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于是，太师教诗，弟子学诗，均不是为了作诗，而是为了用诗——在朝聘宴飨的场合赋诗明志，孔子“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命题正是就政治、军事、外交、盟会等重大场合之赋诗而言，并非说不学诗连日常话语都不会了。4因而，齐高厚、宋华定等人不懂赋诗，或引起众怒，或成为笑柄，被人鄙视。
然而在赋诗过程中存在着断章取义、曲解附会、望文生义的倾向，但毕竟反映着对诗旨的体会与解诗的睿智。倘若对《诗经》要旨领悟不好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能不能熟练掌握并且灵活解诗，从而灵活运用，在外交活动中，成了衡量士人贵族修养的重要方面。
三、可以以古之善、美，比今之美，以示恩好之意
诸侯在朝会宴享时赋诗多属此类。如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君臣垂陇设宴招待晋国大臣赵文子之章中，公孙段赋《桑扈》（杜注：《桑扈》，《小雅·桑扈》。义取君子有礼文，古能受天之佑）最后两句说“彼交匪敖，万福来求”说君子办事不图侥幸， 对别人不傲慢，有此美德，便不愁福禄不至。赵孟听出了公孙段以此诗表达了对他的勉励之意，于是很动情地发挥了一番“彼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赋禄，行乎?”他对《桑扈》作了积极接受，颇有自得自诩之意。子西赋《黍苗》第四章（《小雅·黍苗》。 其诗云：“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比赵孟于召伯，借以称美赵孟），其意是赵孟为晋国立下了很大功劳，可比古之召伯。在这里，公孙段和子西就是拿诗中古代的君子和贤人来赞美赵孟，以示恩好之意，联络郑晋两国的感情。
再如《小雅·六月》（其诗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共武之服，以定王国”）本是歌颂文武全才的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伐师捷凯旋之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P410）载晋公子重耳逃亡时被楚王送到秦国。一天，秦穆公设享礼招待他。公子重耳在宴会上赋《河水》，秦穆公赋《小雅·六月》以公子重耳比尹吉甫，表示重耳他日返国，一定能象尹吉甫一样，匡兴国家，辅助王室；《左传·襄公十九年》鲁大夫季武子入晋拜师，晋侯享之。季武子赋《小雅·六月》（以晋侯比尹吉甫，来赞美晋侯，以示恩好之意，增进了团结。
4
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23）
3
四、可以以古之恶，比今之恶，借古讽今
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齐庆封聘鲁，其车美。??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于是叔孙穆子为赋《风·相鼠》（《风·相鼠》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耻，不死何矣”；“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以讥之。 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招待孙文子之子孙蒯饮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巧言》，《小雅·巧言》篇名，其卒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糜，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来讥刺孙文子“无拳无勇”竟要居河上为乱。
五、可在外交场合借赋诗表达某种愿望，请求或者祝愿 借用赋诗来进行外交交涉，《诗经》之辞章被当成了外交辞令的，在《左传》中也很多。如《左传·文公十三年》所载，鲁文公从晋国返回，归国途中遇到郑伯，郑伯想请鲁文公“亦请平于晋”，鲁文公先拒绝，后又同意，双方交涉全借赋诗来进行。郑大夫子家先赋《小雅·鸿雁》，取其首章“之子与征，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表示郑国弱小，希望鲁文公怜悯，代为向晋国求情。鲁大夫季文子赋《小雅·四月》，取其首四句：“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行役逾时，思归祭祀，急于返回，无暇再返回去晋了。郑大夫子家又赋《载驰》之四章，表示小国有急难，恳请大国援助。于是鲁大夫季文子又赋《小雅·采薇》之四章，借“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义，答应到晋国去为郑伯说情。这样，鲁郑双方通过赋诗来对答，一场交涉就算办成了。郑国通过赋诗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又如《左传·襄公八年》，晋范宣子出使鲁国，告诉鲁襄公晋将罚郑。范宣子使鲁的目的是要鲁国助晋伐郑，但未明言，而是通过赋《召南·摽有梅》，借“众士求之，宜及其时”中男女婚姻及时，寄意于望鲁及时出兵。鲁季武子赋《小雅·角弓》取“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之句，表示兄弟之国，敢不从命。 这也是由赋诗表达自己意愿的一例。
此外，通过赋诗也可讽谏、可说理、可劝告等，还有许多赋诗是在宴会上或出使时表示礼节应酬的。由上面我们所引的《左传》中的赋诗情况可以看出，赋诗言志在春秋时的政治外交中确实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这种重要作用，诗歌和政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所谓“诗言志”是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5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
[2]陆耀东.先秦两汉诗学[M].湖南人民出版.
[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 [4]张少康.先秦诸子的文艺观[M].上海文艺出版社.
[5]赵逵夫.论先秦时代的文学活动[J]郑州大学学报，2005（6）. [6]王以宪.诗言志补辨[J].中国文化研究，2004 秋之卷.
5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