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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史（整理）
说明：整理所参考的书目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及其学习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
孕育新机、蓄势待发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然而，摧枯拉朽的文学革命肯定且必然借鉴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
自19世纪末到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二十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
推动与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五四”以来，对“人”的认识就经历了几次变迁，具体见朱晓进版P2—4）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
晚清社会结构的变革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影响：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晚清和民初，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生产的法律法规。如清末的《著作权章程》（1910）、民初的《出版法》、《著作权法》等，这些法律从制度层面保障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2、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
具有大众化、平民化、民主特征的现代出版业的兴盛，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间，为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外部条件，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发源地与中心是上海，一系列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均在上海的望平街和福州路创办 ）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使社会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出现了职业作家群。
4、文学平民化、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使传统的文学接受主体发生变化，文学成为民众文化参与的工具，培养了多样化地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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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念的变革
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于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
如果在这段文学史要找一个杰出的人物，得首推梁启超，然而他却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他提出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透露出政治和文学的双重气味，尽管其在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四方面都有成就，但他的文学关注点主要不在创作，而在于他对各种过渡型文学运动的大力发动与阐释上面。 2
诗界革命
在诗界发生革命之前，中国诗坛是传统古典诗歌一统天下。由于在传统文学的自身发展演变中，诗歌这一艺术样式已被推向了自身所能达到的极致，乃至唐宋以后诗歌的创作始终无法超越这一传统，亦难有较大的创新。清末诗坛亦是如此。而晚清的文学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则首先揭起“诗界革命”之大旗，号召改良诗歌者要为“诗界之哥伦布”。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需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诗界革命”的代表诗人主要有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邱逢甲等。 “诗界革命”对中国诗歌发展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就理论上而言，可以概括为这几个方面：
1. 第一、他们以进化的眼光看待中国诗歌的发展，认为诗歌必然随时代而变化，并以此为出发点对诗歌创作的复古主义倾向进行了抨击和批判。
2. 第二、在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上，他们主张，诗歌要反映时代，表现时代精神。 他们从诗歌与现实人生的密切关系出发，不仅推导出诗代有所变，人所有异的结论，而且特别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他们倡导“诗界革命”的基本着眼点是在把诗歌视为开启民智，改良政治的工具。
第三、 在“诗界革命”中，他们不仅力主对传统诗歌形式及语言进行改造，要求诗歌语言浅显易懂，而且要求对诗歌内容进行改良。 第四、 对诗歌通俗化的重视。
因为“诗界革命”扔把诗歌视为开启民智的工具，希望其产生“左右世界之力”，所以他们对诗歌的通俗化比较重视。从黄遵宪提出“吾手写吾口”，到创作中以口语、俗语入新诗，都说明了这一点。
“诗界革命”是中国传统诗歌向现代新诗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阶段。它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对后来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给予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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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界革命
“文界革命”最先由梁启超提出，在中国文学现代化先导期内最有成就，然而在观念上的阐发则不多。他力求借鉴日本和西方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创造出一种“新文体”。其特点是思想新颖，文白夹杂，平易畅达，笔锋饱含感情，具有很强的鼓动力的文体。以把文辞从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维新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 “文界革命”催生了大量政论散文的诞生。
小说界革命
在维新改良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十几年间，其声势最为浩大，影响面最广，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当属小说界的革命。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小说界革命”之说。他文章中这样说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其看重的只是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性作用。但他们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之力”的高度。 小说界革命在理论上的建设与发展具体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1、对小说功能的高度重视。梁启超把小说的社会功用推向了极致。
2、在提倡改良小说，重视小说社会功用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论述小说之所以产生巨大作用的文字文章。这些论述已经开始涉及小说美学等方面的内容，提高了人们对于小说特征的认识与理解。
3、小说界革命理论建设的成绩之一就是小说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些研究在创作方法，小说分类，对西方小说的认识，对传统小说的评价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大推动了小说界革命和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小说界革命对晚清小说创作所发生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由于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的大力倡导与鼓噪，吸引了大批学人文士投身于小说的翻译与创作，小说遂成为20世纪初最受重视、影响最大的艺术形式。
2、小说表现内容出现的变化。小说界革命的提出，正是因为充分意识到小说这一艺术样式所具有的左右人心、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希望借小说来推动社会变革，改良群治。这种以小说社会功能为直接价值取向的小说观，决定了小说家们必然把小说的表现主题和表现内容置于突出的位置。
3、在小说革命的推动下，晚清小说在艺术表现方式和叙事方式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从纵向和宏观上看，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变化与发展展示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过渡的历史遗迹。 4
小说界革命促进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化变革进程，推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和新小说的产生。强化了文学，尤其是小说与社会、民族、政治的关系，初步确立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社会价值模式。
白话文运动
文言文已经无法表现现代人丰富复杂的思想、精神和繁复的内心世界，无法表现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当语言无法表现它的对象时，变革就成为一种必然。
最早提出“言文合一”的是黄遵宪，他认为言文合一使西方国家文化普及，科技发达，社会进步，中国言文分离是落后的根源，是愚民的工具。认为文言误国。
胡适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一时代应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文学应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观点。主张做“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言文合一”的“活文学”。号召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文学史观念的现代性萌动
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东吴大学的黄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同时问世，这是中国人自撰的首部《中国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启动了新的文学史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持封建正统观念）。他用进化论来阐释与叙述中国文学史的变化与发展历程，注重在世界各民族文明撞击的背景中，在近代建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文化自觉中，建构进化的中国文学史观，为现代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起了奠基性作用。
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念
鲁迅兄弟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提出“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强调文学的长远功效，而非现实的实用性，希望文学通过对民族精神、国民灵魂的熏陶和改造来达到振兴民族的目的。即鲁迅后来的文学“立人”思想。
王国维（1877---1927）的文学观念
王国维在其所著《<红楼梦>评论》（1904）、《人间词话》及以后的《宋元戏曲考》中，从理论上表述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王国维的理论是引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进入文学的精神世界，较之同时代人由进化论哲学进入文学，更接近文学本体。其没有梁启超提倡革命文学的煽动力，却建构实实在在的文学本体新品质。他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定位上解放出来，成为本体自主的独立存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他的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要比在实际创作中发生的影响大的多。
域外小说翻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