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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大陆日俄战争研究述评
摘要：日俄战争很早便得到学界研究的重视，其成果已然很多，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专题论文及著作，无论广度及深度均比从前进步颇多。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三十年来大陆日俄战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日俄战争；国内史学界；研究
日俄战争是指1904至1905年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三大帝国主义战争之一，日俄战争对帝国主义的发展影响甚巨，被国内一些史学家称为“是国际帝国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1]，因而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日俄战争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现已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浩繁，笔者囿于能力，未能遍览，仅能集中于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对日俄战争的研究状况作一梳理和回顾。
一、相关著作研究
鉴于日俄战争的重要性，国内很早便进行研究并出版一系列著作①，也取得相当的学术成就，如商务印书馆编撰的《日俄战纪全书》及吕思勉著作《日俄战争》乃其中的代表之作。然概而论之，早期著作大多囿于日俄战争过程的简单回顾及充斥一定的政治话语，值得称道之处并不多。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及新史料的发掘，出版了好几部有关日俄战争的专著，与前人著作相较，不乏创新之处。
由曲长林、王传恩所著的《旅顺日俄战争遗址》（文物出版社，1987版）是80年代后较早论述日俄战争的专著，该著详细描述了日俄对旅顺的争夺，文中不乏战争中旅顺的图片，以旅顺为视角图文并茂的介绍日俄战争。与之相似视角的有潘茂忠的《日俄战争在旅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版），以日军对旅顺要塞攻坚战为主题，论述日俄对旅顺的争夺，对战争的细节研究更为具体。同类型的著作还有刘志超、关捷编著的《争夺与国难 甲辰日俄战争》（辽海出版社，1999版），该著作分为上中下三篇，可概括为战前准备、战争经过及战争结果三大部分，与80年代前的著作结构相类似，但文中包含大量战地图片，更为直观形象描述这场战争。
尤为注意的是穆景元所著的《日俄战争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版），穆书把研究日俄战争的背景远溯至早期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开始，而与对立日本的关系则始于17世纪沙俄染指千岛群岛，其后对沙俄与日本争夺远东主导权的战争背景作了详尽剖析，战争的过程也极为详细。总体而言，该著作从宏观上把握日俄战争的全过程，结构宏大，并吸取了大量国内外史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失为80年代后国内学者研究日俄战争的一部力作。除上述以外，近期国内新出版了查攸吟著《日俄战争 开战背景及海战始末》（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版），著作侧重于日俄战争的背景及海战过程，视角独特，语言通俗并插入相关图片，相比于上述著作，内容较为浅显，是一部普及性的通俗著作。
总而言之，80年代后国内研究日俄战争的著作创新之处在于研究的深度及角度，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及取材，更为深刻直观的论述战争。同时，学界对某一战役的研究呈深化趋势，尤为加强旅顺战役于日俄战争中重要性的研究，除专著外还有部分论文，如王健的《日俄战争中旅顺要塞争夺战》（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关捷、穆景元的《日俄战争
① 日俄战争后不久便有零星的资料进行介绍，尚未系统。近20世纪20年代后，研究才开始系统化，专著有1914年程廷镛《日俄战争始末译略》、1918年商务印书馆《日俄战纪全书》、1925年吕思勉《日俄战争》、1934年陈功浦《日俄战争》、1937年陆军大学校函授处《世界十大战争：日俄战争》、1956年李纯武《日俄战争》、1958年孙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1976年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日俄战争简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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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会战始末》（载《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等深入考究战役的具体背景、过程及影响，尽力还原战役全貌。
二、专题研究
日俄战争发生在20世纪初期，“这场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也是本世纪的一件重大事件，对远东的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缘于此，史学界对其的研究几乎涉及方方面面。本文拟把史界对其的研究归纳为6个专题，主要从历史人物、各国相关政策、清政府政策、对中国权益的损害及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与日俄战争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侧重研究与日俄战争相关的中方官员为主，对战争中日俄双方的高级将领的专题论文则较少。 80年代早期关于日俄战争人物研究的论文有廖一中的《袁世凯与日俄战争》（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2期），文章指出“作为晚清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与日俄战争的关联值得注意”[3]。他认为袁世凯是晚清采取所谓“局外中立”政策的倡导者，然其在负责“中立”各项事宜过程中，表面披着“严守中立”的外衣，实则行支持日本活动之实，并借口战争大肆发展北洋陆军，某种程度上应为中国受到的屈辱负责。针对廖文的评价，朱昭华在其《论日俄战争时期的袁世凯》（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12期）中提出异议，其通过整理发掘新史料认为：扮演中方与外方交涉核心角色的袁世凯，从倡议“局外中立”政策到阳奉阴违暗中亲日，再到辩驳于中日北京会谈，其政策及行为本身并无可指摘之处。清所受的屈辱应归于国家积弱及东北边疆政策的失误。同早期的论文还有王继麟的《田中义一与日俄战争》（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其撰文指出田中义一的军界资历、地位虽不显赫然却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文中引用部分日方文献及中方史料还原田中义一战前通过对俄国谍报活动成为一个“俄国通”，参与制定作战计划，战争开始后任“满洲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主任，参加多场战役。最后，一跃成为参与商量决定战争结束时机机密活动的重要人物。
同时，学界对日俄战争中的人物研究开始跳出囿于战争中重要人物的范畴，一些边缘人物及群体开始得到重视。如邱广军的《日俄战争期间传教士的难民救济活动》（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研究日俄战争期间部分在华传教士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与中国爱国士绅一起，合作开展救济难民活动。文中具体探讨了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爱国士绅及李提摩太、魏雅各、吴阿礼等传教士救济活动的动机及影响。相关论文还有如彭法的《试论日俄战争期间中国普通民众的心态》（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1期），作者通过研究近代的报刊杂志分析了中国底层普通民众面对外敌入侵的心态变化，大多数人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少数人则麻木不仁。苏全有、李惠的《增祺与日俄战争前后的兵灾赈济》（载《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则从发掘传统原始史料，研究作为盛京将军的增祺对战祸中的难民进行赈济活动。同类学术论文仍有部分，此处不一一列举，以免赘述。
2、日俄战争期间各国相关政策
日俄战争期间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日、俄对华政策及美国、韩国的与华政策两部分。其中，研究交战国对华的政策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因为日俄战争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沙俄‘远东政策’和日本‘大陆政策’的直接产物”[4]。
所谓的“大陆政策，即分步骤称霸世界的扩张计划，是作为岛国的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至1945年军国主义灭亡时止，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5]。关于大陆政策，国内给予相当关注，并出版了一些专著①。学者
① 国内关于日本大陆政策研究的专著主要有：2005年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国难资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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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焕明在其论文《日俄之战与“大陆政策”—日俄战争历史地位的再认识》（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中利用全日文史料，深入剖析了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背景、内容及主要特征，提出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是满蒙，满蒙落入日本之手才使其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可能。在历史地位上，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推进大陆政策的阴谋步步得逞，远东格局因此改变。而有的学者则从对华谋略的角度，如刘永祥认为日本在实行大陆政策时，对中国采取欺骗外交和强权外交，利用一系列的谋略如宣扬“兴亚主义”“保全中国”等理论，骗取中国人民的好感，将中国人卷入战争为其所用（《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载《近现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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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沙俄的“远东政策”，学界对其研究至今未曾停止过，国内也有相当数量的专著。就研究状况而言，学术论文主要有丛配远的《评日俄战争前俄国的远东政策》（上)（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文章对日俄战争前沙俄远东政策侵略的实质及其特点、推行的具体策略都作了具体分析。并于1981年又发表《评日俄战争前俄国的远东政策》（下）（载《世界历史》第6期），其文继续深入探讨沙俄实施的远东政策进而引发与日本在远东的矛盾，最终爆发了日俄战争。从中可以更为系统了解到日俄战争前沙俄远东政策的具体内容。考究于沙俄远东政策具体内容的还有李永昌的《沙俄皇太子的东方之行与俄国的远东政策》（载《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张建华的《乌赫托姆斯基与俄国远东政策》（载《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1期），文中考察素有“民间外交家”之称的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推行远东政策的具体活动。然而，陈志明的《华俄道胜银行与沙俄的远东政策》（载《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则试图探讨于华俄道胜银行与沙俄远东政策的关系，以加深对华俄道胜银行和与沙俄远东政策之实质的认识。
总之，相对日俄战争前沙俄的远东政策研究而言，学界对1905年日俄战争后的沙俄远东政策研究还很少。针对此状况，吕福文的硕士论文《日俄战争前后沙俄远东政策演变研究》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归纳。该文指出，实际上，日俄战争前沙俄一直推行的远东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很长时期才形成。在日俄战争后，迫于现实利益的沙俄改变了原有的远东政策，以谋求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战略均势，从而共同称霸远东。
长期以来，学界仅局限于关注交战国与华的政策研究，与华有较多关联英美两国的政策研究则显得薄弱，尤其是韩国视角的政策研究存在盲区。诚如学者权赫秀所言：尽管日俄战争研究成果丰硕，但国内学界“总是过分倾向于局地或国内视角的批判，有关日俄战争的研究不能没有中国与韩国的视角”[6]。实则表示研究日俄战争的政策不能仅仅局限于交战双方与华政策，应将有关涉之各方纳入研究的视野。值得庆幸的是，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日俄战争中美国、韩国的角色扮演。
其中，研究日俄战争的相关政策，离不开美国的角色。对日俄战争中美国采取的政策是学界新关注的方向，出现一些学术论文。如朱卫斌的《罗斯福的以日制俄政策与中国东北的“完整”—以日俄战争为中心的探讨》（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文章通过研究美方的原始文献，指出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首要目标是维持日俄间的“均势”，不惜损害中国东北主权利益，希冀借此打破沙俄对中国东北利权的垄断，让美国分一杯羹。朱海燕在其论文《日俄战争后日俄美的东北亚政策》（载《日本学论坛》，2005年）
辑社编的《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张树人的《日本大陆政策剖析》、蔡凤林的《日俄四次密约 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研究之一》等等。
① 沙俄远东政策国内研究的相关专著主要有：1997年黄定天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史》、198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下册)、1987年步平等的《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89—1919）》、崔丕的《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陈本善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中俄密约与中东铁路》、佟冬的《沙俄与东北》、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1955年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95年常城、崔丕的《世界列强与东北》、1991年王学良的《美国与中国东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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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侧重于美国在日俄战争后的外交对策，其利用三国相关史料，展现罗斯福总统希望致力于外交努力让日俄在缔结和约后仍相互摩擦，从而使其如战前般互相对抗。但日俄两国很快同盟排斥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存在，美国遭到失败。李朋的《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的东北亚政策》（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则认为坚持门户开放应仍为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东北亚政策的主导原则，但在实现目标策略上出现微调：着重在东北亚构建均势格局，策略上挺日、抗俄，以期建立均势。
然而，对于日俄战争相关政策中韩国的政策研究，史学界关注很少。论文主要是权赫秀的《日俄战争对近代中韩关系的影响》（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李晓光的《试论日俄战争后的中日韩关系》（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文章分三部份分别论述了中韩关系、中日关系及韩日关系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变化。对于韩国与华政策研究仍需加强。
3、清政府的政策
百年前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长期以来，对于清政府“局外中立”的政策研究，一直是史学界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人们对此大都是简单的否定，不予深究。正如学者喻大华所言：百年来，国内出版的十余部日俄战争著作，并未对清之“局外中立”提出新见解。至于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均将日俄战争归结为辛亥革命之背景，“不予深究”，而新翻译的一些前苏联研究成果，多属“一面之词”，其中“均无涉及清政府中立政策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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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论文《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载《文史哲》，2005年第2期）就深究了这一问题，力图揭示“中立”表象背后隐藏的真相及矛盾。他指出清曾出于维护东北主权的考虑，在战争中暗中为日军活动提供某种便利。同时，日俄两国也未曾重视清的中立，对于中日俄三方来说，所谓对中立的尊重与恪守仅是煞有介事的一种姿态，以免战争扩大化。
其实，就研究状况而言，百年间“国内外尚无全面、深入地探讨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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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中立政策的研究成果”。然而，学界仍有一些探讨清政府“局外中立”政策的文章，此处略为介绍。如关国磊的《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载《大连近代史研究》，第8卷》，文章就论述了清政府采取局外中立政策的内部原因、外部因素及三国对中立的执行情况。曲传林的《简论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也就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的原因和结果讲述其实行的必然性。周载章的《浅析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局外中立”的原因》（载《贵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对清政府为什么采取中立政策做简要探析。鉴于对清政府“局外中立”政策研究不足，近些年吉林大学的韩晓梅做了题为《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局外中立”政策述论》硕士论文，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对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执行“局外中立”政策产生的背景、经过、原因、实际执行情况及影响给予较为详尽的论述，但仍显得略为不足，有关具体问题仍需加强探讨。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考察日俄战后清政府的政策。张同侠的《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在满洲的外交政策及其失败》（载《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对战后清政府为应对日、俄紧张局势，采取在满洲地区引进欧美资本牵制日俄的政策作了探讨，但由于清实力过于弱小，同时英法俄日四国已在远东形成合作局面，且美国未敢与诸强公开叫板，因此使请政府政策遭到失败。宋莉莉的《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挽救东北危局的“联美”外交策略述评》（载《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基本认同张同侠的观点，并对清政府联美抵制日俄的外交策略运用过程进行更详实论述，因这一政策最终被美、日、俄等列强所利用，攫取了大清更多利益，使清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4、日俄战争对中国权益的损害
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于2月12日宣告中立，并颁布《中立条规》，划出战区。按照传统国际公法，清既宣布中立，交战国自应遵守国际法规定，尽力予以保全清方利益。然这场战争不但中方国家利权横遭践踏，而且无数的平民百姓蒙受巨大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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