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民间艺术调查报告(舞蹈与音乐) -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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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舞蹈类

(一)青海民间舞蹈种类

上世纪80年代对青海全省舞蹈进行普查,收集或登记舞蹈数量近2000个,题材广、种类多、舞蹈语汇丰富,说明青海是名符其实的舞蹈之乡。

青海汉族民间舞蹈,是在灿烂的多民族文化中形成的具有河湟风情的歌舞艺术。在汉代盛行的百戏中,青海汉族民间已经出现了龙舞、狮子舞、高低跷、彩绸舞。唐宋至明清汉族舞蹈成为河湟地区在春节、灯节上的主要艺术形式。再后来兴起的社火,使民间舞蹈逐步形成了完整的表演程式。

在青海汉族的民间舞蹈中,可以解读到与许多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信息。如大通、湟中地区的舞蹈“老秧歌”,表演者翻穿皮袄、头饰羊角,被称为“大神”,体现出古代羌人对羝的崇拜,而视羝为大神的遗俗在社火中反映很少,据说古代羌人中的“端公”就曾以羊角为头饰。河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汉族舞蹈之一,是产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八大光棍”,起先是在军旅社火中推出,后来民间争相学习,广泛流传。舞蹈以青年男女群舞对阵,青春洋溢,喜庆热闹,配以花儿曲调“四季调”,极富河湟生活气息。这一舞蹈长演不衰,至今还是青海人喜爱的舞蹈,并由此派生和创作了许多新的舞蹈节目。

藏族人民能歌善舞,藏区素有歌舞之乡的美称。在青海,藏族舞蹈形式众多,风格多样,在民族艺术中独领风骚。玉树地区的卓(圆圈舞、锅庄舞)、依(音乐舞蹈一体的民间歌舞)、热巴(起先由民间艺人表演的歌舞说唱艺术)、锅娃(武士舞);安多地区的则柔、拉什则(神舞)、勒什则(龙舞)、莫合则(军舞)等等,是主要的舞蹈形式。安多地区的舞蹈,俯首含胸屈膝,动作幅度小,情感含蓄,婉转细腻。玉树的舞蹈则豁达开朗,雍容大度,欢乐明快,尽情尽兴。

藏传佛教寺院遍布青海各地,宗教舞蹈羌姆(即法舞,或译为“欠木”、“欠姆”)历史悠久,风格多样,是藏族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寺院的宗教舞蹈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格鲁派代表寺院塔尔寺的羌姆法王舞始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是影响最大的宗教舞蹈之一,舞姿稳健庄重,神态威严。

土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土族舞蹈因所属民族支系、生产生活方式、所受文化影响等各方面的不同,各地舞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如互助县的安

昭舞、民和县的纳顿、乐都县的四只虎、同仁县的於菟,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撒拉族也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其骆驼舞是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珍贵资料。回族的宴席舞最为著名,曾被誉为“甘青瑰宝”,主要以规劝、教育、赞颂为主题,舞姿朴实、文静、典雅。蒙古族的查玛舞、安代舞、马背舞等,体现了草原民族的矫健雄风。

1.青海汉族民间舞蹈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长期以来各民族休戚与共,和睦相处,创造出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史写下了辉煌绚丽的篇章。青海境内的汉族都是由中原内地迁徙而来,在历史上汉族进入青海,曾发生过三次大的迁徙。第一次是西汉时期,为加强巩固边防,西汉大将赵充国在河湟地区罢兵屯田,大量的汉族开始进入,使汉文化和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开始进入青海河湟地区,据《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进入青海,曾组织士兵进山,砍伐木材造车,并在羌人开垦过后又放弃的土地上“浚沟渠”,兴农田。汉武帝晚年用赵过为搜粟都尉,在青海河湟地区推广耕作技术,组织汉羌族兴修水利,设置铁官推广炼铁术。汉朝时期的河湟谷地,汉羌杂居,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汉族往河湟地区第二次的大迁徙是在隋唐时期,隋朝光化公主和唐初弘化公主远嫁青海吐谷浑王。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汉吐、汉藏和亲,带动了汉族大量西迁青海河湟地区,使中原先进的手工业、农业文明都在河湟谷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汉朝至唐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是中原文化贸易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而青海河湟等区域是丝绸之路南线的干道,丝绸之路的文明之旅播撒在青海大地,也使汉文化得以深入的传播。汉族第三次,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一次迁徙至青海是在明朝。明朝用武力攻克西北,留下大量的军队驻扎。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洪武年间西宁民户只有七千,而驻兵有一万二千余人,这些军事多为江阴人,离明朝首都南京很近,以至现在许多河湟地区的汉族人仍称其祖籍是南京人,而且在西宁民间长期流传着“珠玑巷”的传说。在明朝的不同时期都有军队调拨到青海。永乐四年,明朝又从内地向青海黄河南岸调拨十屯。其中在现在的贵德有三屯,尖扎有三屯,同仁有四屯。由此可见,明朝由内地迁入青海河湟地区的汉族,基本奠定了河湟地区汉族主体。由于青海的汉族是来自内地不同区域,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兼收并蓄了华夏大地多元文化,又汲取了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

原素,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青海汉族文化特征。这一点在青海流传的汉族民间舞蹈就得到了翔实的见证。近些年,在探索、研究青海民族民间舞蹈时,专业舞蹈工作者在编创舞蹈作品时,都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了青海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中,而对汉族民间舞少有问津,而用青海汉族民间舞题材创作出的优秀舞蹈作品也是少之又少,这大概与青海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特色文化鲜明不无关系。其实,沿着汉族文化在青海发展的轨迹探究,汉族民间舞蹈是很值得深入挖掘,并应该成为专业舞蹈创作的重要素材。

青海汉族民间舞蹈的载体与内地汉族大体一致,都以社火表演形式居多。社火是中国汉族特有的舞蹈表演形式。在中国民间的春节过后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民间百姓都要耍“社火”。社火表演在农村、城镇都会集中表演,场地是根据实际而定,或走村串街,或选庙堂广场、宽阔的道路。表演社火既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万事太平;又祷告神灵,祭祀祖先,愉悦人心。青海汉族的历史沿革,决定了汉族民间舞蹈文化基本沿袭了内地汉族民间舞蹈的脉络。内地流行的传统社火舞蹈在以西宁地区为中心的河湟地区汉族群众中都普遍流传。像太平鼓、跑旱船、龙舞、狮子舞、腊花姐、灯舞、花棒子、大头罗汉等,构成了蔚蔚壮观的青海汉族民间舞蹈。

社火在青海有“白”、“黑”之分。所谓“白社火”是指在白天人们走村串街,规模较大的流动表演。白社火既流动表演又坐场表演。流动表演是指人们在行进中扭出一定舞步,重点展示出宏大的场面和众多的人物造型;坐场表演时,各类节目依次上场,各献其艺,注重舞蹈技巧性,表演场面载歌载舞,

热闹壮观。“黑社火”顾名思义,是指到了晚上,在固定场地社火队伍进行的节目表演,晚上表演节目人员相对较少,突出各种灯舞节目和一些小节目,人们一边歌唱一边闻歌起舞,黑社火艺术特色是诙谐,幽默带技巧的表演,以逗乐观众为目的。青海社火是汉族民间舞蹈的最集中体现。由于青海汉族民间舞蹈与内地

汉族民间舞蹈同族同源,儒、佛、道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的色彩,使青海汉族民间舞蹈形成了完整的艺术特色体系。

首先,缘物寄情,通过借助特殊物件,寄情感于其中,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青海社火舞蹈除了用肢体语言表达舞蹈内容和情感外,更多的是要运用大量不同材质制成的道具,对肢体语言进行延伸,并通过一些惊险、夸张的舞蹈表演来释放情怀,震憾观众,如踩高跷、顶灯等。在社火中群体舞龙应该是这种道具舞蹈最典型的代表。

其次,载歌载舞和塑造特定人物的造型。歌舞结合,使青海社火舞蹈更具艺术魅力,更能适应观众们的审美习惯。正如东汉文学家傅毅在《舞赋·序》中所言:“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由此可见,载歌载舞对民间舞蹈淋漓酣畅的表现是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青海汉族社火舞蹈普遍采用歌伴舞的形式,使民间应运而生出许多优美动听的社火调。如《四季调》《绣荷包》《太平年》《织手巾》等等,其中《四季调》被舞剧《花儿与少年》采用后,该曲调已闻名遐迩。另外,青海社火舞蹈中对很多角色都要进行特别的化妆打扮,这和戏曲的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中国汉文化中,歌舞与戏曲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最好佐证。

再次,鼓舞不分。从历史的角度上鼓在汉族民间占有特殊的位置。鼓是乐器中出现较早的打击乐器。在青海史前文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中就出土了古人烧制的彩陶鼓,这与大通上孙家寨、宗日出土马家窑文化舞蹈彩陶盆相呼应,说明早在距今4500年前,生活在青海河湟谷地的古人类已经开始击鼓而舞。鼓在舞蹈表演中发挥着掌控节奏,渲染气氛的作用。在汉族民间舞蹈中,鼓即是乐器,又是舞蹈道具,人们在鼓之舞之时,使鼓与舞,形与声融为一体。“鼓舞”不仅成为一个词语,还是汉族舞蹈的精粹之所在。青海汉族舞蹈《太平鼓》就是鼓舞最形象的体现。

最后,青海汉族的社火舞蹈是群体舞蹈。社火其实就是古人类集体祭祀舞蹈的演化。时至今日,社火已成为汉族群众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美好心愿,也是群众释放情怀,从自发到自觉组织起来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

在总结、归纳了青海汉族社火舞蹈的艺术特征后,可以得出结论,青海汉族社火在继承、沿袭内地汉族社火的基础上,还是演化形成了带有浓厚青海地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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