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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言教，更是以身教来演绎做人的真谛。道德高尚的人不是标榜出来的，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伟大寓于平凡之中，平凡之中显现伟大
四
《论语》讲什么？讲治国，追求变乱为治，讲行仁德之政于天下，讲恢复礼乐，在急功近利崇尚武力征伐的时代，讲仁爱难；在礼崩乐坏纲纪紊乱的时代讲“礼乐兴邦”，其实更难。行难行之事，孔子勇于担当。
孔子高向往尧舜时代的太平盛世，推崇西周初期的治世。《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说孔子遵循尧舜之道，师法文王、武王、周公之政。尧舜是古代的圣人，治理天下以德行教化来影响百姓。西周的建立距离孔子时代不远，孔子赞扬制礼作乐的周公，视周公为圣人。礼乐的制定对西周王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据说成王和其子康王时期，天下安定，四十年不用刑罚。从西周初到孔子生生活的春秋末期，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光，周室衰微，诸侯国各自为政，令由己出，“尚武”与“无序”是这个动荡时代的主要特征。孔子面对滔滔乱世，高声倡导仁德之政，呼吁学习周初用礼乐来治国。
先是在鲁国尝试，《史记》上说孔子鲁定公十四年，五十六岁的孔子作了代理宰相，参与国政三个月，鲁国就出现了买卖不要虚价，男女出行有别，路不拾遗的礼治局面。孔子参政吓坏了近邻齐国，发出“孔子为政必霸”的惊呼，怕被兼并。想使用美人计腐蚀鲁国当政者，送八十精通乐舞的美女到鲁国国都南面外，衣着光鲜亮丽，和着《康乐》跳起了集体舞，这一跳跳得鲁君欣然接受三日不朝，这一跳跳得孔子离开了父母之邦，周游列国。孔子的政治理想宏大美好却被无情的现实的残酷击碎，鲁国的牛刀初试昙花一现，周游列国十四年，终于没有找到实践政治思想的环境。
孔子不但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变乱为治。也有具体为政措施：推行“仁”，恢复“礼”，振兴“乐”。
《论语》里孔子谈治国大多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回答的，读后让人感觉自然真实。在谈到怎样治理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时，他提出“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措施。在和弟子谈论个人志向时，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认为政令刑罚和道德礼义是标和本的关系：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他们只能克制自己违法犯罪而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礼义来治理约束百姓，他们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能纠正自己的错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复礼兴乐的思想是孔子针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现实提出来的，孔子强调恢复周礼规范长幼尊卑的顺序，使失序的社会恢复秩序。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答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针对各诸候国弑君杀父，谋逆篡位的事实，如果君臣之份不分，父子之伦不明，还怎么谈治国，复“礼”是为政的前提。就宫廷舞乐来讲，按照周礼，宫廷舞乐是有严格限制的，天子八佾（八人一行叫一佾），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鲁国权臣季氏，本来只能用三十二人的舞乐队演奏，可他故意打破规矩，用本应周朝天子才能使用的六十四人的大型舞乐队来演奏。孔子对这种过分的越礼行为，愤怒的斥责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乐是孔子推崇仁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孔子倡导“礼乐兴邦”，重视音乐净化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有一次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音乐关乎修身进德，好的音乐能陶冶性情，化导人民和美向善。史学家司马迁说：“夫上右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正心也。”（《史记·乐书》）孔子要振兴的正是上古明王高雅之乐，要通过欣赏音乐“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达到“正心”的目标。
孔子的政治思想产生在乱世，却为治世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方。
五
《论语》讲什么，讲和谐。讲人内心的和谐，讲家庭的和谐，讲社会的和谐，讲国家的和谐乃至天下的和谐。
自然界和谐，就会风调雨顺四季应时，社会人群和谐，就会充满温暖，其乐融融。《论语》讲修身讲做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达到“中庸”的境界。中孔子用推崇的“中庸”（中和、平常），讲内心的中和中正与行为的适中如一，“中庸”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就是讲的和谐境界，孔子感叹：人们缺少中庸这种至德已经很久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的主旨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内外如一的理想人物。
人是社会的一份子，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成分，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今天的家庭人员较少，大多独生子女，三口之家居多，家庭成员不复杂，关系好处。古代的家庭，往往是聚族而居，几代同堂，人口较多，家庭关系远比今天复杂的多，怎样处理父子、夫妇、兄弟等长幼之间，同辈之间的关系关涉到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家庭成员因角色不同都有不同的道德遵循。《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
幼顺，君仁，臣忠。”在这五组关系当中，除了最后一组谈君臣关系的遵循外，其余四组谈的都是家庭伦理道德的遵循，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家庭中成员间都会有自己的遵循，这种关系不是单向的，是相互的，要求儿子孝顺，也要求父亲慈爱；要求弟弟敬爱兄长，也要求哥哥对弟弟友好；要求妻子听丈夫的话，丈夫行事也要适宜；要求小辈顺从长辈，长辈也要多关爱晚辈。处理家庭伦理关系以“孝悌”为纲。孔子对晚辈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孩子在家要孝敬父母长辈，外出要敬爱兄长。)《论语》中孔子弟子有子也认为，一个在家讲“孝悌”的人，在外很少会成为犯上作乱危害社会的人。家庭和谐就会就会让每个家庭成员身心康泰，心气平和。所谓“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人生在世，不是离群索居，居家过日子离不开家庭，家庭的和谐和睦是孔子以德教化的重要内容。
走出家庭，接触社会，人与人相处要以诚信为本，《论语》记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当子贡怎样治理政事时，孔子提出三个条件，备足粮食（足食），充实军备（足兵），人民守信（民信之矣）。孔子认为不得已的话，先去“兵”，再去“食”，就是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还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话，当一个社会人人讲诚信，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信，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是和谐社会，就是理想社会。
孔子的政治理想说到底也是要创建和谐国家和谐天下。兴仁，复礼，兴乐都是创建和谐国家和谐天下的方法措施，《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和弟子子游的说的活，描绘出了上古时代“大同”社会图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时代是一个高度太平，高度和谐，高度自觉的社会。当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天下“大同”只是孔门师徒的一种向往，但它表明了儒家追求和谐和美的最高政治理想。
六
《论语》是流动的江河，是浩瀚的海洋。读《论语》的一章一句固然会有收获，但不通读全书就难以理解圣人圆融通透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论语》不是教条的说教，不是过时的思想。没有针对性的说教别人不会信服，过时的思想不会代代传承。
我们说《论语》讲修养品德，讲和睦家庭，讲治理国家，讲和谐社会。古人表述为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 四者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关联的。修身是基础也是核心，人的道德素质上不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礼记·大学》阐述四者关系：“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某种角度讲，修身就是齐家，就是治国，就是平天下。试想一下，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人都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理想的人格，社会就会由一群谦谦君子构成，遵守道德规范成为他们的自觉行为，一心向善是他们不变的追求，那么，每个家庭想不和睦都不行，一个国家想混乱都不成，整个天下想不太平也难。基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做人的修身进德了。儒家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形成了封建伦理政治观。操作上主张由近及远，自下而上，循序渐进。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几者的关系是联系的是圆通的，千百年来，人们对它了理解也是多角度的，可以认为是讲国家治理方法，也可以是讲君子实现政治理想的路径，也可以理解为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
孔子对待出仕也体现出通透的态度，孔子身处乱世，孔子以“吾道一以贯之”的态度坚持为臣之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仕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出仕是他谋求富贵的途径。但他也不是给官就做，他坚持在“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强调“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认为国家有道甘受贫贱不出仕是可耻的，国家无道谋求富贵也是可耻的。孔子出仕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原则，孔子四十三岁时鲁国纲纪紊乱，鲁君失政，权臣季氏把持朝政，其家臣阳货一度囚禁季氏而专国政。阳货想请孔子出仕，孔子没有答应，孔子不是不想出仕，不仕乱臣贼子而已。孔子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话，也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话。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是这样评价孔子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由此看，孔子出仕不失其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论语》孔子针对不同人，不同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针对季氏僭越擅权如是回答。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教导他居其位要勤勉，执行政令要忠实。一部《论语》，孔子多角度通透的回答了如“仁、礼、忠、孝、信、智、行、勇”等重大问题，体现了超凡的智慧和圆通的精神。
七
《论语》是圣人遗教，孔子关于立身处世、家庭建设、国家治理经典性的言论至今我们也无法颠覆，《论语》阐述的道德思想是从人性出发的，是自然的真实的朴素的。自然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