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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只能让媒体把所有好的东西都报道给大家，危面感从何而来？我们如何更真实地去了解“中国”？如何知道上海和贵州是不一样的？有些官员还在滥用自己的权力，贪污腐败依然存在，这一切应不应该让高层领导和人民群众知道？作为新闻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变得更好。
（素材四）韩寒：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竖子”忽而成名，从此十余年如一。 这是韩寒的中国神话。
十一年前，他如一只天地忽开蹦将而出的石猴，越身一跳，自绝于众人，十七岁开始搅动中国。对于这个人人皆可成为权力或金钱之奴的年代，他看起来并无敬畏，他不甘寂寞地对一切发言，用专业的业余精神打拼人生。他言无不尽，把酒言欢，他钱财散尽，为所欲为，他吹枕边风，说风凉话，他用调笑的声音说出肃穆的真理。他是韩寒，是这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对立面。
十一年，人们对他的态度或捧或杀，几经变化，已然不尽公平，他对众人乃至社会体系却嬉笑怒骂，有如初时，“我原本如此”，他说。
“原本如此”，这四个字，足以消解一切对于他的宏大叙事和总结陈词。正如路金波所说，韩寒身上最大的奇迹，来自于他的自然，和那份存于心底的质朴。十一年前，他曾是那个男孩，在众人的迷惑和自我欺骗中大声说出“看，皇帝没穿衣服呀”，十一年后，时光流变，他依然以说真话为“一个男作家的职责和使命”，并且，他赢了，成为“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正如《皇帝的新装》所能传递的画面信息那样，韩寒与他背后的众人，众人与他们背后庞大的社会体系，形成的是相互之间极为鲜明的对比却又是极为和谐的赖生，他们之间的咬合愈紧密，便愈能真实地折射中国社会的忧思。而韩寒的使命之一，便是以嘻笑的笔调消解这忧思中的“忧”，使思想的力量得到最大范围的传递。
或者说，韩寒身上最大的奇迹，来自于那份如假包换的天真与良善。
我不去谈韩寒这个人物和特色，太多人说过了。我想说，,一个健康、开放、有创意的社会，里面应该产生不同年龄、不同形式的韩寒。80年代我写《野火集》的时候，因为写几篇文章一夜暴红，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很多禁忌，就好像一个人的皮肤脆弱，一拍就马上红肿、出血。我觉得韩寒的出现是好事，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思维和新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这个社会变得开阔、健康、多元化的话，每个人都需要有发声的空间。但是实际上，大家都能表达自我、难得有英雄的年代，反而才是比较健康的时代。
——龙应台
年轻人里，我看好韩寒，再写几年他就是鲁迅，他只是少一些鲁迅身上的深沉和悲剧感。如今人们总说80后怎么怎么，实在是太类型化了，80后其实也不乏韩寒这样有想法的。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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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关注韩寒，因为我想知道花园里到底能长出些什么来。他是难得的年轻人，很有正义感，如果长在大自然，他会更强大。我希望他机智一些。另外，毕竟是一个作家，尽量把外界的干扰降到最低，我们最终留下的，还是我们的作品和思想。
——白桦
韩寒身上散发出生命给予的快乐和祈愿，这些普通的愿望是我们每一天实实在在的情感。韩寒的眼光、判断、反应、速度、参与感、明确的态度、他身上的普通属性、感知快乐的能力，他的较真劲，已经在改变这个一再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画面。正是这些简单的原则，维护了我们生存最重要的品质。
——艾未未
韩寒和郭敬明刚好代表80后价值取向的两面：郭敬明要名声、钱、虚荣，这是好事情我不想贬低他。韩寒代表另一面：一整套意识形态和花招动作，在他那儿完全无效。好几代人下来终于能这样，了不起。我们小时候也叛逆，但没有人格参考和个人意识，我相信很多80后都有这种意识，但韩寒特别精彩。
——陈丹青
我和韩寒是朋友介绍的。之前我就听说过，韩寒见光死，个儿不高，我说不会吧，挺帅的呀。一看，确实个子和我差不多，老远看见一小孩儿过来。挺好的，我觉得韩寒挺好，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傲。我很喜欢韩寒，暂时地，必须要加一个暂时，因为未来他也可能会犯很多愚蠢的错误。就像我也可能犯。
——李承鹏
（素材五）巴金：说真话的老人
“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10年前，曹禺先生这样称赞巴金。这沉甸甸的“良心”到底都包含着什么，或许是我们在痛悼先生长逝之余需要认真研究和思索的，因为在他身后，我们不可回避这个问题——文学良知谁以为继。
新生代作家邱华栋对巴金去世“一点都不感到突兀”。他说：“作为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成就的作家，巴金不能创作是痛苦的，他现在走了，我感觉很平静。”
说到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影响，邱华栋认为是“一种奠基地位”，具体说来，就是开创了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路。他认为巴金的主要创作成就在解放前，《家》等系列作品成就非常高。“在今天看来，他作品的艺术成就或许不是很高，但《随想录》等作品的精神感染力量非常强，影响也很大。他身上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自我拷问的态度。” 作家李国文沉痛地说：“巴老的文学精神会永远留存下去，他的文学和我们的土地、国家和人民真正的血脉相连，曾经鼓励着一代中国青年追求真理。可是近些年来这种文学精神被一些人淡化了，被他们轻视，我要说的是，太阳也有日食，月亮也会有月食，巴老的文学有着自己的历史价值，要用历史的文学批评的眼光来看待他，巴老的作品是我们民族变革的一面镜子，他是中国文学的良心，这是不容否认的。” 【伟大作家的悲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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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石钟山说：“巴金对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那一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有崇高的信念的。当时当代文人就不是那么纯粹，很多人急功近利，很多人浮躁不安，缺乏巴金这代作家的风骨。”
“在现当代中国作家的队伍里，这位老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毕生奋斗不息，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他坚持真理的坚定，追求人格的完善，扶掖后辈的不遗余力，开创潮流的率先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老作家李国文充满对巴老的崇敬，他说，巴老的一生为中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贡献表现在全身心地热爱这块土地、这个国家，以及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群众。他的全部文学生涯就抱定这个宗旨，在他全部的文学作品里，始终贯穿着一个伟大作家的悲悯情怀、忧患意识、觉醒精神、民族心声。巴金，这个名字在文学史上意味着中国作家最真挚最真诚的写作良心。 【一个单纯干净的灵魂】
在巴金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随想录》，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项大工程，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耗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终以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主编陈思和教授评价说，读过《随想录》的人们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他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出国自由，生活享受以及心情的欢悦，只要能追求的似乎都是合理的，人人都轻松自如。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那段民族劫难。
说到《随想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随想录》倡导了一种说真话的精神，这在当代非常可贵。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对他的这种反思，也应该进行再反思，这样才是对他保持着发自内心的尊敬。”
余秋雨认为，巴金的生命是一个以最单纯、最干净的心灵去追求一个理想的漫长过程，寿命那么长，心中一直不受任何污染，这是一个奇迹。巴金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围，他给了我们兵荒马乱、灾难重重的民族以灵魂上的安慰。他和别的作家不同，他的安慰不是呐喊、搏斗，而是一如既往的人道、爱，对民族和人民的关切。他有过软弱和混乱，但他从来不会背弃道义和做人的基本原则，直到灾难过去，他提出了“讲真话”，这三个字多么朴素，振聋发聩，直至今天，这三个字还是我们的民族必须面对，以及永远需要不断超越的心灵障碍！ 信报记者张守刚 裴钰 【后记】
巴金之于中国，有着特殊意义：与其说我们需要一位在40岁已经达到文学意义上的巅峰的文学家，不如说，我们更需要那种独立思考、真诚写作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会过时，且弥足珍贵。
然而，很难有人再承担起巴金的角色。毕竟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属于历史，新的一代人只能塑造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是，巴金的影响将永远持续下去。 真正的纪念，绝不止于哀悼，更在于继承。
（素材六）邹承鲁：一个说真话的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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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有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甘冒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
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83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11月23日凌晨5点22分，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北大医院安详离世。自2003年发现淋巴癌后他一直深受疾病困扰，最近一次手术因血小板过低导致肺部感染，最终去世。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 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说，“他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
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邹承鲁表现出来的焦虑远远大于他的恐惧，至少外界和身边亲人从未能窥见过他的恐惧。或许正是有这种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永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充满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
这个有性格的老人“不识时务”的举动，使他在公众中赢得“科学界真理斗士”的名字。科学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邹承鲁，也因此知道了科学界并非净土。
北京万寿寺路上有一个静谧的院落，那里便是李四光纪念馆，这个私人性质的纪念馆也是邹承鲁和李林的寓所。2002年李林去世后，邹承鲁便独居于此。
女儿邹章平说，晚年的父亲总是摔跟头，腿摔断后里面打了五个钢针。在岳父李四光和夫人李林画像中投下的目光里，在这个空旷家中，孤独的邹承鲁每天拖着拐杖踟蹰前行，仍在走路，仍在工作。而如今，他那被黑纱缠绕的遗像终于并存于他的亲人当中。 一位以“敬仰邹先生的后辈”自称的年轻人发来唁电：学术打假斗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国的学术腐败有所遏制！华人科学家饶毅曾说，在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 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
（素材七）朱镕基：倡导\说真话\触动清华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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