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英语第二册课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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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不是丑陋得令人难受,畸形古怪得让人作呕的。从东自由镇到格林斯堡,在这全长25英里的路上,从火车上看去,没有一幢房子不让人看了感到眼睛不舒服和难受。有的房子糟得吓人,而这些房子竞还是一些最重要的建筑——教堂、商店、仓库等等。人们惊愕地看着这些房子,就像是看见一个脸给子弹崩掉的人一样。有的留在记忆里,甚至回忆起来也是可怕的:珍尼特西面的一所样子稀奇古怪的小教堂,就像一扇老虎窗贴在一面光秃秃的、似有麻风散鳞的山坡上;参加过国外战争的退伍军人总部,设在珍尼特过去不远的另一个凄凉的小镇上。沿铁路线向东不远处的一座钢架,就像一个巨大的捕鼠器。但我回忆里出现的 三要还是一个总的印象——连绵不断的丑陋。从匹兹堡到格林斯 堡火车调车场,放眼望去,没有一幢像样的房子。没有一幢不是歪歪扭扭的,没有一幢不是破破烂烂的。

尽管到处是林立的工厂,遍地弥漫着烟尘,这一地区的自然 霉仟并不差。就地形而论,这儿是一条狭窄的河谷,其中流淌着一道道发源自山间的深溪。这儿的人口虽然稠密,但并无过分拥挤的 迹象,即使在一些较大的城镇中,建筑方面也还大有发展的余地。 这儿很少见到有高密度排列的建筑楼群,几乎每一幢房屋,无论 大小,其四周都还有剩余的空地。显然,如果这一地区有几个稍有职业责任感或荣誉感的建筑师的话,他们准会紧依山坡建造一些美观雅致的瑞士式山地小木屋——一种有着便于冬季排除积雪的陡坡屋顶,宽度大于高度,依山而建的低矮的小木屋。可是,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直立的砖块作为造房的模式,造出了一种用肮脏的护墙板围成的不伦不类的房屋,屋顶又窄又平,而且整个地安放在一些单薄的、奇形怪状的砖垛上。这种丑陋不堪的房屋成百上千地遍布于一个个光秃秃的山坡上,就像是一些墓碑竖立在广阔荒凉的坟场上。这些房屋高的一侧约有三四层,甚至五层楼高,而低的一侧看去却像一群埋在烂泥潭里的猪猡。垂直式的房屋不到五分之一,大部分房屋都是那样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地固定在地基上。每幢房屋上都积有一道道的尘垢印痕,而那一道道 垢痕的间隙中,还隐隐约约露出一些像湿疹痂一样的油漆斑痕。

偶尔也可以看到一幢砖房,可那叫什么砖啊!新建的时候,它的颜色像油煎鸡蛋,然而一经工厂排放出来的烟尘熏染,蒙上一层绿锈时,它的颜色便像那早已无人问津的臭蛋一样了。难道一定得采用这种糟糕的颜色吗?这就与把房屋都建成直立式一样没看攀要。若是用红砖造房,便可以越古老陈旧越气派,即使在钢铁城镇中也是如此。红砖就算被染得漆黑,看起来还是能够使人悦目,尤其是如果用白石镶边,经雨水一洗刷,凹处烟垢残存,凸处本色外露,红黑映衬,更觉美观。可是在威斯特摩兰县,人们却偏偏喜欢用那血尿般的黄色,因此便有了这种世界上最丑陋不堪、最令人恶心的城镇和乡村。

我是在经过一番苦心探究和不断祈祷后才将这顶丑陋之最的桂冠封赠于威斯特摩兰县的。我自信我已见到过世界上所有的丑陋之极的城镇,它们全都在美国。我目睹了日趋衰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城镇,也目睹了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荒漠城市。我熟悉纽瓦克、布鲁克林和芝加哥的偏街僻巷,并曾对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和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作过科学的考察。我曾安安稳稳地坐着普尔曼卧车,周游了衣阿华州和堪萨斯州那些昏暗凄凉的村镇以及佐治亚州那些乌烟瘴气的沿海渔村。我到过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港,还去过洛杉矶市。然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国内国外,我从未见到过任何东西可以与那些拥挤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从匹兹堡调车场到格林斯堡路段沿线的村庄相比。它们无论在色彩上还是在样式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仿佛有什么与人类不共戴天的、能力超常的鬼才,费尽心机,动员魔鬼王国里的鬼斧神工,才造出这些丑陋无比的房屋来。这些房屋不仅丑陋而且奇形怪状,使人回头一看,顿觉它们已变成一个个青面獠牙的恶魔。人们无法想象单凭人的力量如何能造出如此可怕的东西来,也很难想象居然还有人类栖居其中并在那里生儿育女,繁殖人类。

这些房屋如此丑陋,难道是因为该河谷地区住满了一些愚蠢迟钝、麻木不仁、毫无爱美之心的外国蛮子吗?若果然如此,为什么那些外国蛮子却并没有在自己的故土上造出这样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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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东西来呢?事实上,在欧洲绝对找不到这种丑恶的东西——英国的某些破败的地区也许例外。整个欧洲大陆很难找到一个丑陋的村落。欧洲那儿的农民,不论怎么穷,都会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居室修造得美观雅致,即使在西班牙也是如此。而在美国的乡村和小城镇里,人们千方百计地追求的目标是丑陋,尤其在那个威斯特摩兰河谷地区,人们对丑的追求已达到狂热的程度。如果说单凭愚昧无知就能造就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杰作,那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美国某些阶层的人们当中似乎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种爱丑之欲,如同在另一些不那么虔信基督教的阶层当中存在着一种爱美之心一样。那些把一般美国中下层家庭的住宅打扮得像丑八怪的糊墙纸决不能归咎于选购者的疏忽大意,也不能归咎于制造商的鄙俗的幽默感。那些糊墙纸上的丑陋图案显然真正能使具有某种心理的人觉得赏心悦目。它们以某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满足了这种人的某种晦涩难解的心理需要。人们对这类丑陋图案的欣赏,就同某些人对教条主义神学和埃德加·A格斯特的诗歌的迷恋一样,既不可思议,又让人习以为常。 因此,我相信(尽管坦白地说,我不敢绝对肯定),威斯特摩兰县绝大多数正直诚实的人,尤其是其中的那些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确实很欣赏他们居住的房屋并为之感到自豪。虽然他们可以用同样多的建筑成本造出好得多的房屋,他们却宁愿要他们现有的那种丑陋不堪的房屋。可以肯定地说,海外战争退伍军人组织总部将自己的旗帜插在那样一幢丑陋的大楼上绝对不是出于无奈,因为铁路沿线多的是闲置未用的建筑,而且许多建筑都比他们那幢大楼要好得多。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完全可以自己建造一幢像样一些的大楼。然而,他们却眼睁睁地选择了那幢用护墙板造起来的丑陋的大楼,而且选定之后,还要让它发展演变成现在这副破烂相。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种丑怪样子,如果有人在那附近竖起一座像希腊巴特农神殿那样的漂亮建筑,他们一定会感到恼火。前面提到的那个形如捕鼠器的钢架运动场的设计建造者们也是这样有意地作了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在费尽心血,辛辛苦苦地设计并建成那个运动场之后,又想进一步美化完善它,于是便在建筑平项上加造一间极不协调的小棚屋,并涂上鲜艳夺目的黄色油漆。这样造成的效果是使该建筑看起来就像一个肥胖的女人面上带着一只被打肿发青的眼圈,也可以说像一位长老会牧师面上突然露出勉强的笑容的模样。但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种模样。

这里涉及到一个心理学家迄今未加重视的问题,即为了丑本身的价值而爱丑(非因其他利益驱动而爱丑),急欲将世界打扮得丑不可耐的变态心理。这种心理的孳生地就是美国。从美国这个大熔炉中产生出了一个新的种族,他们像仇视真理一样地仇视美。这种变态心理的产生根源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些原因,其产生和发展肯定受到某些生物学规律的制约,而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出于上帝的安排。那么,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们在美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盛行?这个问题还是让某位像德国大学的无薪教师那样正直的社会病理学 家去研究吧。

(摘自卡罗琳什罗迪斯,克里福德A约瑟夫逊,詹姆斯R威尔逊编《修辞读物》)

第八课

工人是创造者还是机器

人只要不剥削他人,就得靠劳动来求生存。不论其劳动方式是多么原始,多么简单,仅凭从事生产性劳动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人超出动物界。把人定义为“从事生产的动物”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于人来说,劳动不仅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劳动还使他从自然界中解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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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为一个不依附于自然界的社会的人。在劳动过程中,即在模铸和改造其自身以外的自然界的过程中,人也模铸和改造了他自己。人由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才最终达到超出自然的境界,并进而逐步增强了自己的协作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他将自己从自然界,从自己与自然结成的原始统一体中分离出来,同时又以主人翁和建设者的身分重新与自然相结合。人的劳动方式越进步,其个性特征也就发挥得越充分。在塑造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逐步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自己具有的各种能力,增进自己的技艺和创造性。无论是法国南部洞穴中的美丽绘画,原始人所用武器上的纹饰图案,希腊的雕像和神殿,还是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能工巧匠制作的桌椅,乃至农民培育出来的花木五谷等等——这些无一不是人利用自己的思维能力与技艺创造性地改造大自然的具体例证。

在西方历史上,手工技艺,尤其是十三、十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手工技艺构成了人类创造性劳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顶峰。那时的劳动不仅是一项有现实价值的活动,而且是一项给人以巨大的满足的活动。有关手工技艺的主要特征,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作过清楚的说明。他说,“除了劳动者对于被制造的产品和制造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的兴趣之外,劳动并无其他的深层动机。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在劳动者的心目中,它们与劳动的产品密不可分。劳动者不受任何约束地主宰自己的劳动行为。这样,工匠艺人便能通过劳动过程来学习劳动技艺,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应用和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艺。工作和娱乐、工作和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工匠艺人的谋生手段决定并影响着其生活方式。” 随着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新教国家尤为显著。人们对于自己新近获得的自由感到害怕,而为了克服自己的疑惧,他就必须进行某种狂热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或成或败,就决定着他的命运和灵魂的归宿,标志着他死后是将进天堂还是入地狱。于是,劳动便成了一种义务,一种烦恼,而不再是一种能使人满足和愉快的活动。靠劳动发财致富的可能性越大,劳动就越发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升官发财的手段。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劳动已成为“内心世界禁欲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人们内心的寂寞和孤独感的一种办法。 不过,这种意义的劳动也只是对于那些能够积累一些资本并雇用他人劳动的中、上层阶级而言才存在的,而对于那仅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只不过是一种强迫劳役。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人,若是不想饿死,便得一天劳动十六个小时。他这样做,并不是要以此侍奉上帝,也不是为以工作上的成功来证明他属于“上帝的选民”之列,而是因为他迫于无奈,不得不向那些拥有剥削手段的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代史开初的几个世纪中,劳动的意义划分为两种: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义务,而对于无产者来说则是强迫劳役。 视劳动为一项义务的宗教观念在十九世纪还十分流行,但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宗教观念正经历着重大的演变。现代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只是为了逃避无所事事所造成的寂寞无聊,才被迫去参加劳动。但劳动已不再被人们以十八、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的那种态度看作是一种道德和宗教上的义务。新的观念产生了。不断地提高生产,追求更大更、好地东西,这些本身已成了劳动的目的,成了新的理想。劳动与劳动者的关系开始异化了。

产业工人的情况又如何呢?他一天要花七八个小时把自己最旺盛的精力用于生产“某种东西”。他需要劳动以求生计,但他在劳动过程中只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在一个复杂的、组织程度很高的生产过程中起一点很小的、孤立的作用,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他的”产品的全貌,至少不能以生产者的身分,而只能以消费者的身分接触到“他的”产品的全貌,即使这样也还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得有足够的钱从商店里购买“他所生产出的,,产品。无论对生产出来的完全的成品本身还是其更深远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他都不用关心。他被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去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而对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则概不参与。对于为什么要生产这一种产品而不生产另一种产品——该种产品与整个社会需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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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如何,他是既不知晓,也无兴趣知晓。鞋子、汽车、电灯泡等等都是由“工厂”用机器制造出来的。工人只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作为主动操纵者而成为机器的主人。机器不是在为他服务,替他去干过去要完全依靠体力去完成的工作,而是反过来成了他的主人。不是机器替代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替代物。人的工作被解释为执行目前尚不能由机器完成的动作。

劳动只是一种挣钱的手段,它本身再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了。彼得·德鲁克在考察了汽车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后,用简洁的文字表述了这一观点:“对绝大多数汽车工人来说,劳动的唯一的意义就在那张工资支票上,而不在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或产品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劳动似乎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活动,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毫无意义的、愚蠢可笑的获取工资支票的条件,既无任何尊严,也无任何重要性。无怪乎工人们要千方百计地偷懒、怠工,并用其他投机取巧的办法,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来换取同样的工资支票;无怪乎这样的劳动既不能给工人带来愉快,也不能让工人感到满足——因为人的自尊不只是建筑在一张工资支票的基础之上。”

工人与劳动的关系乃是工人所属的整个社会结构带来的必然结果。由于工人是“被雇用的”,所以他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除了按规定完成他自己的那部分孤立的工作任务外,他再无任何其他职责;除了想挣得足够的钱拿回去养家糊口外,他对其他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社会对他也没有更高的指望或要求。他只是资本家所雇用的机器设备的一部分,这种作为设备的一部分的性质就决定了其作用和职能。近几十年来,人们已开始越来越关注工人的心理及其对待工作的态度,探讨“工业中人的问题”,但这种提法本身反映了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既然是人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那么,应该探讨的就不是什么“工业中人的问题”,而是“人的工业问题”。

在工业心理学方面的大多数调查都是关于如何使工人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如何能使他少带一些抵触情绪去工作。心理学已用来服务于“人类工程”,即试图把工人和雇员当作机器来对待,认为他们也像机器一样,只要加好油,就能运转得好一些。泰勒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工业生产上更好地组织使用工人的体力,而大多数工业心理学家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左右工人的心灵。可以这样来表达其基本思想:如果他高兴就能工作得好一些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使他高兴、安心、满意或别的什么的,只要这样能提高他的产量,减少抵触情绪就行。在“人际关系”的名义下,他们用对一个完全冷漠的人的一切手段去对待一个工人;就是幸福和人们的价值观也是从与公众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例如,据《时代》周刊报导,美国一位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对一批1 500名超级市场经理人员说:“如果我们是高高兴兴的,我们的顾客就会感到更满意??如果我们真的能把某些有关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总的原则付诸实践,那么对资方来说,换来的将是实实在在的金钱。”他们讲的是“人际关系”,指的却是最最非人的关系,冷漠的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讲的是幸福,指的却是完全机械的重复活动,这种活动使人完全失去了独立的思考和任何的主动性。

劳动的这种冷漠无情,丝毫不能令人满足的性质势必引起两种结果:其一,使人们产生十足的懒惰思想;其二,使人们对劳动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尽管往往是潜意识的)敌对心理。 不难看出,向往极端的懒散和消极怠工是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我们的广告对这一点的渲染甚至比对性的渲染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确实有许多实用而省力的小玩意,但这种实用性往往只起着使追求十足的消极懒散和坐享其成成为合理化的作用。一包早餐食品在广告中被宣传为“新产品——食用更方便。”一种电烤箱所用的广告词竟是这样的:“??最新烤箱,设计独特,举世无匹!有了这种烤箱,一切工作都会自动完成,连放面包也无需您亲自动手,只要一通电,通过一种功能独特的电动机的电力作用就能将面包从您手上轻轻取下!”有多少语言或其他科目的教科书用着这样的宣传口号:“学习起来真轻松,完全不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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