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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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冲突》一书可以称为现代德国式大学的独立宣言,因为它揭橥了近代理性化大学理念,奠定了现代大学科学探索与人文理性结合的基础。康德相信人有杰出的理性能力,理性实际上是惟一的武器和最高裁判,人的理性自由应当是大学存在的前提和发展动力。在历史上,该书发挥了其应有的实践作用。1804年,康德去世。1809年1月,洪堡(VonHum-boldt, 1767—1835)受命出任普鲁士教育部长。7月,他敦请腓特烈·威廉三世创建柏林大学(创建于1810年)。洪堡的大学理念包括:(1)大学是以纯学术研究为任务的教育机关。大学应该实施普遍人性与个性化教育,要向社会提供具有完美人性的人(这一点他受到好友席勒的影响)。(2)大学应兼顾研究与教学两方面。(3)大学不应受政府和教会等外界势力的干扰,而应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这些理念实际是康德理念的实践。柏林大学是德国现代大学的样板,德国的大学理念后来广泛传播,美国的大学体制便受到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的决定性影响。

当然,康德的大学观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事实上他过于强调理性化色彩,已引起后现代主义者包括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 )在内的批评,康德哲学的所谓主体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活生生的个体,而是理性构侦的先验自我。由此,康德认为大学要培养的人就是理性化的人,实际上这遮蔽了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特点,陷于抽象,容易导致某种偏颇。从实质内容上看,有些后现代哲学如环境哲学中的某些派别已经开始超越理性化大学,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绿色大学理念。绿色大学理念首要一条就是走出绝对理性化范式,其次还包括,以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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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生存为大学教育的指导原则,主张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结合,将环境知识引入课程体系,培养生态人格,参与环境活动,创造性地为生态社会转型作出积极贡献,并扩展数字化新教育技术等等,内容丰富,需要作专门研究。

二、纽曼:通识教育与智育

历史上第一个以“大学的理念”为名讲演和著书立说的人,是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纽曼,英国国教会牛津运动领导人之一。1878年被选为红衣主教。1851年受爱尔兰天主教会之邀,赴爱尔兰在都柏林主建一所新型天主教大学。1852年他就大学性质发表5篇演讲,又另写4篇讲演稿,同年汇集出版了《关于大学教育的范围和性质的演讲》。1859年,修订版命名为《大学教育的范围和性质》。到1873年,经过修订,又将《关于大学主题的演讲与论文》(1858年出版)编入其中作为第二部分,重新命名为《大学的理念》出版。纽曼在去世前的1889年又增入平日布道文和散记并加以提炼,出了第九版。书名中含有“理念”,即有柏拉图的理念意义,也有康德的影响。该书背景是:19世纪中叶,爱尔兰的天主教高等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爱尔兰天主教徒学生实际上得不到真正的大学教育。爱尔兰天主教界也意识到当时的情况,所以许多人呼吁爱尔兰建立在教学和学术研究层次上相当于剑桥、牛津的大学。在当时的背景下,纽曼面临大量问题。诸如如何区别大学与天主教堂的功能和目的,整合自然人、绅士人和教徒的身分,如何统一人文教育、职业教育与神学,如何界定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在大学中的地位,专门知识、基础知识、超越知识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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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安排民族文学与希腊经典、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化在大学教学内容中的比例,大学生应当具备怎样的世界观、心灵品质、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等。1852年5月至7月,围绕这些问题,他对爱尔兰天主教界作了系列讲演,获得巨大成功。

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一书流传很广,开启了一门专门研究的领域,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出版了不少以“大学的理念”为名的研究著作或文集。纽曼最基本的主张是:“大学是进行通识教育的地方。这意味它的目的,一方面是智育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大学致力于知识的传播和扩展而非知识的增长。如果大学的目的是哲学与科学发现,我不明白大学需要学生做什么;如果是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大学如何能成为文学和科学的活动场所。”[5]纽曼说这是大学的本质,很显然这样的大学是独立于教堂的。当然,他也强调,独立不等于没有关系,事实上纽曼认为没有教堂的辅助,大学则实现不了它的理念。他的大学理念含有以下内容。

1.大学应提倡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即普通教育、人文教育。“Liberal”原义是“自由的”,“liberal education”在古希腊指对自由人的公民教育。在教育发展史上,它的意义逐渐变成与专门化教育或技艺教育观不同的更广泛、更基本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有多种译法,如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普通教育、自由教育。何谓“通识教育”?它不同于商业或职业教育。通识教育以自身为目的,是实现人自身目的性的一部分。比如哲学思想,它不能必然地带给你黄金,但却教你获得自由解放、道德尊严、知识真理等等。至于职业训练,那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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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的目的性的工具,尽管是必要的工具。一般而论,纽曼说,人类理性研究对象有三大主题,即上帝、自然和人。关于后两者的研究,他比之于两本书:“自然之书(科学),人类之书(文学)”②。这两者纽曼说:“差不多构成通识教育的主体”。[6]在“第七讲”中,他讨论了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关系。纽曼虽然强调人文教育,但并非一味反对学科分类和科学专业化,他要强调的是人文教育不止是为了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绅士”式的人,要使学生健康发展,为此大学应当使学生在更宽广全面的文化中完成他们的专业化。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不能狭义地将人文教育仅仅理解成经典文化文本的教育,实际上纽曼认为像古希腊奥林皮亚体育与文艺竞赛那类训练,就其深刻的人文结果内涵看,也属于通识教育的项目。其二,纽曼的讨论是基于西方背景的,当我们翻译的时候,常常面临仅就语言层面对应可能带来的危险。比如,有些英文术语在西方所指的实际对象或情境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事实或缺乏真实对应的情境,在理解时应小心对待。例如,我们一谈到人文教育,就有人总是说文史哲不分,甚至拿所谓大文科混同一些学科界限,这是有误导性的说法。西方的学科分化自古以来是非常清楚的,只有分化基础上的超越和渗透,没有所谓学科模糊意识上的人文统一观。纽曼说的“liberal education”,就其是各种学科都要具备的共通的、广泛的知识讲,它是通识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应具备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识讲,它是普通教育;就其为了培养理智进而造就自由和负责的公民讲,它是自由教育;就其是基于人性,以人性为目的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可是,这些理解都应该参照西方的具体历史内容。再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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