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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摘 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与其他思想发生论战。这一时期主要有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通过这三次论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发展，驱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上空的“迷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
1915 年至 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使得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种发展态势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感到恐慌，他们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种种反动思潮，或是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这几次论战中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通常认为论战的开始时间是1919奶奶7，8月间，但也有把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但普遍来看还是认为这场争论是1919奶奶7月至9月，有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始。
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质上是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胡适从实用主义出发，通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空谈主义，主张社会一点一滴改良。胡适指出：“我并不是劝人们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种种学说和主义，
我们都应该研究。”胡适反对的是根本改造，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彻底的改造。从学理上，胡适对社会主义一开始时有清醒认识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肯定的，他也曾说过“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但是总体上胡适主张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根本解决，也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胡适的观点不断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强调薪俸主义的重要性，明确表示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强调主义与问题不可分割，认为只有有了共同趋向的“理想”和“主义”，才能动员社会上多数人，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李大钊一句唯物史观，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指出中国经济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传统观点认为这次论战是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告终。但也有学者认为从当时双方争论的情况看，李大钊驳斥胡适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并未理屈词穷。从当时的论战双方的社会影响看，双方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胜过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当然，胜利属于谁，很难用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但是论战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中国社会改造的一条重要规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并预示了即将在社会实践中做出回答。关于这次论战的作用，我们认为它既是一次思想交锋，也是一次学理探讨，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句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了中国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还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差异，以及巩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内部团结。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见广泛，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处于明显的后发上升势头。引起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密切关注。1920年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梁启超则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商榷》等，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进行批驳，陈独秀，李大钊，利达等则发表文章，在《新青年》开辟社会主义专栏，对张，梁的观点进行反驳，批他们的“假社会主义”。 这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基尔特（即行会）社会主义展开论战，，1919年张东荪把这一思想介绍过来，1920年9月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过湖
南。后发表文章《由内地....》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救中国的路只有一条，既是“增加富力”。此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迅速做出回应。李达，，陈望道，陈独秀等人纷纷写文章揭露张东荪的伪社会主义形象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双方主要围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走什么道路问题展开。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现实是“无知”“贫乏”“兵匪”“外力”四病交加，主张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绅商阶级和财阀去发展实业，靠他们在“外力”的支持下打倒军阀，因为“中国现在是绅商阶级的朝代”，中国应慢慢改良，主要是要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因为中国资本家对内勾结军阀，对外依赖外国资本家“只能帮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阶级关系方面，张东荪认为“工业没有发达的国家，资本家与劳动量阶级由没有多少冲突的，因而阶级斗争也不能在他们的两阶级行的”。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最不相同，欧美是“有产无产”，中国是“有业无业”问题，他对资本家歌功颂德，认为“社会主义家的办法皆非今日之可行”。他们主张阶级调和，反对“劳农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则用大量工人农民悲惨生活的实例，揭露张东荪等人掩盖资本家，地主罪行的谬论，强调只有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社会革命，消灭有产阶级，才能改变工农的生活状况。除此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写了《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等文章，强调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
这场论战区分了真假社会主义，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当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尚未深刻的领悟，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论战一般不是从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基础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的进步性，正义性，永恒性出发，强调“资本主义是流行世界的瘟疫”，根本不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积极意义，认为“现在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没有必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没有关注社会主义也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现代基础之上，因此在这场论战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带有明显的唯意志论色彩。这次论战同1919年夏秋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的批判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弄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肯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张东荪的等人打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大旗，却
掩饰不了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意图，在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辩中很快败下阵来，但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没有问题，他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基本否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其发展的合理性，同时扩大了资产阶级的负面影响，存在生搬硬套社会革命理论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广泛的基础。10世纪初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它的社会政治影响广泛存在，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几乎都能找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痕迹。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妙理，就是自由两字”。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和纪律，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社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政府足以这开始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1919年9月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其后又陆续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开始反击，其他例如李达，施存统，张闻天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又连续反扑，双方争论直到1922年才告终。论战主要集中在怎样认识绝对自由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生产与分配问题等方面。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涉及各方面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批判无政府主义笼统地将国家政权和罪恶等同的错误。指出，不应不加分析的反对一切强权，无产阶级的强权是“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强调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无产阶级必须牢牢的掌握住自己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第二，批判无政府主义所谓“绝对自由”的主张，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要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只有脱离整个社会，到一个除了自我意外——一切都不存在的环境中去。而这样，个人也无所谓自由了。第三，批判无政府主义在社会分配问题上的绝对平均主义错误，指出，要实现个尽所能，按需分配，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十分充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围绕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比较开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从而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