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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文學作品時，反復地品味，積極地思考，也就能從中獲得更多的感受和更深的認識。當然，不同的讀者，由於生活經歷、文化素養、個性特點的差異，對於同一作品中的形象，也很可能得到的印象不一樣，認識不一樣。魯迅曾說過:現代的讀者看《紅樓夢》，對於林黛玉這個人物，“恐怕會想到剪頭髮，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麼模樣。”總之，和三四十年前讀者心目中的林黛玉“是截然兩樣的。”正是由於讀者在欣賞過程中對於作品形象的想像，總不免要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等而有所加工改造，於是所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帶有個人特點。因此人們認為“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即欣賞者頭腦裏再現的形象，既有作品中形象的確定性與規定性，又有欣賞者的獨創性、新穎性。 四、文學欣賞是以“通感”和“共鳴”為重要特徵的一種綜合的心理感應活動。
在文學欣賞中，由於欣賞者的生活、欣賞經驗，由於各種感覺器官的暫時聯繫，視覺和聽覺之間;視覺、聽覺和觸覺、嗅覺、味覺之間往往可以相互作用而彼此溝通，從而喚起藝術形象原來不一定具有的另一種或另幾種感覺形象。這種“通感”現象是在藝術欣賞中的獨特現象。文學欣賞中的另一種心理活動—共鳴，是一種複雜而常見的現象。當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作家通過作品的形象表達出來的思想情操，強烈地打動了讀者，引起讀者思想感情的迴旋激蕩。他們愛作者之所愛，恨作者之所恨;為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勝利而歡樂，為反面人物的潰滅而稱快;或者為正面人物的失敗而悲痛，為反面人物的得勢而憤
慨，象喜亦喜，象憂亦憂。他們為黛玉葬花而潛然淚下，為武松打虎而慷慨擊節;冉阿讓的命運，引起他們深切的關注與同情;蓋拉辛的遭遇，則使人們對萬惡的農奴制度切齒痛恨。凡此種種，是“通感”與“共鳴”現象在文學欣賞活動中的突出特點。
可見，文學欣賞是伴隨感情活動的形象思維活動，文學欣賞中的認識活動主要是一種感受體驗，而不是評論，但是，對文學作品的形象及其所包含的意蘊，只有在正確理解作品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全面的、深刻的感受。因此，文學欣賞是感性和理性或感受、體驗和理解、鑒別的有機統一。
【摘要】文學名著總是不斷被人欣賞的，欣賞者一方面在前人評價的影響下閱讀欣賞，另一方面由於時代社會的原因，欣賞者對前人的看法會補充、批判、糾正:欣賞是糾正誤差的過程。讀者一次次欣賞過程是一次次審美感受、經驗的積累過程，它不斷改進欣賞者的素質，使其欣賞愈敏銳、愈精細:欣賞是創造欣賞者的過程。 【關鍵字】欣賞糾正誤差創造 一、文學欣賞:糾正誤差的過程
凡屬文學名著總是不斷被人欣賞的:如果不能被人不斷地欣賞，它早已被遺忘、淘汰，也就無人知曉，自然也人不了“名著”之列。 但是文學名著在完成之後，在不同的年代裏被欣賞的程度經常起變化。有時被人欣賞，有時不被人欣賞;有時被欣賞的是這一方面，有
時被欣賞的是另一方面。所以，對某一位讀者來說，讀一次，就是一個獨立的欣賞過程，但從名著的存在來看，這個過程又是一個片段。 我們作為特定時代、特定環境中的讀者，是在前代種種定論、種種評價的影響下閱讀名著的，在閱讀時，我們作為一個特定的欣賞主體，對前人的討論，對傳統的看法，會有所同意:有所補充，也會有所批判，有所糾正。所以說，對文學名著的欣賞也是一個糾正誤差的過程(這是任何名著被人認識的歷史過程，一代一代“糾正”下去。當然這也是任何名著的真正生命力:後一代人總能從中發現新的內容，產生新的興趣。
從大的方面說，欣賞者由於社會歷史的原因，產生不同的要求，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婦對文學名著的興趣。魯迅說到他在日本留學時期讀了拜倫的詩而“心神俱旺”。那原因就是:“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名易惹起感應。”(魯迅《雜懷》)而這時候，易蔔生在世界上正負盛名，卻不為人注意。到了“五四”運動時，易蔔生成為特別引人注意的作家，因為他“敢於攻擊社會，敢於獨戰多數”。“五四”時，由於青年們爭取婚姻自由，所以“輸人易蔔生的《娜拉》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我們欣賞文學名著不可能完全排除社會思潮的影響，而且社會思潮的影響也並不是全無益處的。只是當我們覺察到一種思潮的偏頗、錯誤時，應當予以克服，予以糾正。我們可以舉對明代小品的看法為例。大家都知道明代散文是很有成就的，它的代表作家袁中郎、張岱在文
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在30年代，林語堂曾經提倡這種風格的散文，即所謂“幽默”、“性靈”，受到魯迅的反對。不過魯迅反對的是林語堂(以及周作人)在那個時代引人們走向消沉，忘記戰鬥，他反對的不是明代小品，他也不低估袁中郎、張岱的文學價值。他說:“明末的小品文雖然比較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
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這是指的張岱。而對袁中郎，魯迅則重視他除了寫小品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那就是“關心世道”，魯迅認為這就決定了“中郎之不能被罵倒，正如他這不能被畫歪”(魯迅(“招貼即扯”})。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人們對同一位作家的不同方面，各有側重。而在袁中郎、張岱這些散文大家那裏，吟風月、弄花草的文章和關心世道的文章，其實都存在;幽默和諷刺，也都存在。在我們現在比較平靜的歷史時代裏，我們就可以從各個方面去欣賞袁中郎和張岱的散文了。
以上說到的都是一些學者專家的意見，他們同時也是文學名著的欣賞者，所以也仍然是欣賞者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可以代表並影響一個時期的欣賞者。不過這種作用只存在於欣賞的大趨勢上、總體意見上，到了具體的閱讀欣賞中，每一位讀者又都根據自己的情況去欣賞文學名著的各個方面。讀者欣賞文學名著時不可能完全依照前人的意見、感受。他必然有自己的再創造，他的再創造也就糾正任何傳統的偏見，獲得自己的藝術享受。以前有人說過: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