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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
——主要观点及代表人物
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信息 （一）.福利经济学定义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以研究社会经济福利为内容，并以一定的伦理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边沁的古典经济思想。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
（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最早由瑞典学派的继承者意大利人帕累托于19世纪末提出，但未受到重视。 到1920年，马歇尔的继承者庇古正式提出研究福利问题，并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他也被后世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但是，二战以来的福利经济理论研究基本上是沿着帕累托的理论体系发展的，植根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原理和分析工具，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而庇古的体系则被经济学界认为是以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为主要分析工具，成为旧福利经济学。
（三）.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主张收入均等化，由此出现了“福利国家”。国家在国民收入调节过程中作用的加强，出现了使国民收入呈现均等化趋势。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或称检验社会经济行为好坏的标准；实现社会经济运行目标所需的生产、交换、分配的一般最适度的条件及其政策建议等。
二．旧福利经济学与新福利经济学 （一）.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
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标志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他更致力于寻求一种方便的测定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方法，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 国民收入分
配的不均等。
其主要观点是：1.福利的实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者意识的关系状态。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它可能源于物的占有或者其他原因。因此，国家应当注意贫穷问题，致力于增加福利。如果一个人欲望稳定，他持有一种商品越多，那么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持有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持有量所获得的效用就越来越小，直至为零。以此为出发点，可能的方法是财富从富人向穷人转移，必会使穷人的满足程度大于富人减少财富的占有而受到的损失，使得穷人满足量增加。
2.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福利是“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所以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这两个概念是那样对等”。他指出：“以下情况中的任何种情况，即：或者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因此，收入均等水平是福利极大化的必要条件。
3.财产转移论。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两种办法：一是自愿转移，即拿出一部分财产兴办教育、保健设施；二是强制转移，即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例如征税，可以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再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补助使穷人的收入增加，也可以补贴那些为穷人生产产品的机构，使产品价格降低。这样，如果财产的转移使得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效用相等。这时，就实现了“福利最大化”。 （二）.新福利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家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基础上进行修改,发展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
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帕累托,美国的勒纳、霍特林、萨缪尔森以及英国的卡尔多等人。他们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理”，建立了效用序数论，并编造了“社会福利函数”。
代表作有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政治经济学提要》，《普通社会学》等。
1.边沁的功利主义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主要观点：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 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 标。 2.帕累托最优经济概念
主要观点：帕累托以序数效用和无差异曲线分析为基础，发展出他的社会最大满足原则或所谓最优状态。关于达到社会最大满足的条件，他定义为: “作出
任何很小的变动不可能使一切人的效用，除那些效用仍然不变者外，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用另一种方法表达：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情况的改变使有些人感到好些而不使至少一个别的人感到坏些，才算是社会福利的增加。这就是后来新福利经济学中常提到的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 帕累托还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效用最大化状态：一种是单一的全社会效用最大化”状态，另一种是有无限的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点，亦称为“社会的许多效用最大化”状态。这种区分，对政府选择何种政策，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有极大的关系。假设在一个很富裕但其成员的收入极不平等的社会中，政府就应采取使全社会的效用最大化政策；如在一个贫困而有近似均等收入的社会中，政府就应采取为社会的许多效用最大化政策。帕累托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纯理论分析，成为以后三四十年中福利经济研究的中心课题，并发展出各种社会福利函数。 3.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
主要观点：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19世纪30年代后，卡多尔·希克斯等人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修改和发展，提出了补偿原理、消费者行为理论等。 4.卡多尔·希克斯的补偿原理。
主要观点：根据帕累托“最适度”原理，一切社会变革都只可能为垄断寡头谋利益，即使点滴改良，也不能侵害垄断的利益，而社会人群中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补偿原理”的实质在于，如果一些社会成员经济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会造成其它成员的经济状况恶化，社会福利就增加了。但是社会变革，不能使所有人同时受益，而是总有人受损。因此，政府应该对受害人进行相应的补偿。例如，向受益人征更多的税，以削减他们的受益额；向受害人支付补偿金，以减轻他们经济状况恶化程度。 5.相对福利论。
20 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福利的主观性和“福利的相对性”，认为社会福利是一个既无实际意义，又无实现可能的幻觉。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福利永远得不到满足。当人们受到外界的影响时，又会产生需要。当这种需要满足后，人们还会有新的需要。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永恒的。因此，要满足各种需要以达到生理和心理持久均衡是不可能的。 6.阿玛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背景：1998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森不可能定理”克服了“阿罗不可能定理” 的各种可能性,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50年代,阿罗提出的“阿罗不
可能定理”和利普赛等人提出的“一般次优理论”使新福利经济学陷入了“福利经济学无用”克服“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各种可能性,为福经济学走出悲观主义困境、踏上现代福利经济学希望之路提供了奠基性的理论基础。1970年,森发表了《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一文,提出著名的“森不可能定理”。
主要观点：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帕累托准则是与帕累托准则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原则相冲突的；但从现实道德准则出发,帕累托准则和自由主义准则都是正确的,那么唯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基础—序数效用论。“森不可能定理”从社会福利偏好循环推出了福利经济学存在缺陷的关键原因在于其价值理论。并且森证明了,只要个人间的效用是可比较的以及非效用信息是可获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阿罗不可能定理”。因此,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基石应包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假设效用可以完全测量是不可取的； 2.人的满足感是可表现和度量的
3. 效用可以部分地根据个人点和个人主观陈述得到公开，分的边际效用比较是可行的，像新福利经济学假设的那样完不可比或完全可比;
4. 从现实出发，在边际效用比较中充分运用各种不同的福利标准，不同的会福利函数和不同的问题需要作同类型的比较;
5. 从信息角度出发，效用的单位比较或水平比较虽不很精确，但也可以进行。
（2）“森不平等指数”为经济分配不平等的测量提供了与现实较为一致的福利经济思想基础。
如何测量一国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以及因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热点。在该问题上,森作出的贡献是：为经济分配不平等的测量提供了与现实较为一致的福利思想基础,并提出了“森不平等指数” ,从而将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3）森将他的福利理论运用于贫困研究，提出“森贫困指数”。森首先指出了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在研究贫困问题上的无力，认为帕累托世界根本没有考虑“生存前提假设”问题，即人只能在效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才能生存。最优准则只考虑效用的边际水平,因而将贫困乃至饥饿等问题都排除在理论研究范围之外。所以,要想给贫困问题以福利理论基础,必须从基数效用的角度考虑效用的绝对水平以及收入的绝对水平。另外,从福利理论出发,如果要考虑非完全排序、效用比较的相对性、人口规模的变化性等因素,测量贫困的指数公 式就应当满足以下条件：单调性、弱传递性、对称性、规模非变化性及其他公理性。森根据这些条件指出了古典测量贫困方法的缺陷,并构建了满足上述条件的森贫困指数”。传统的理论总是把贫困看成低收入的结果。森认为，贫困的真正
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从能力和收入角度分析，贫困发生的原因会有许多种解释，但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获得收入的能力被剥夺和机会的丧失。
（4）森提出一套较为科学的饥荒分析框架,使福利政策分析纳入饥荒形成机制理论之中。传统观念认为,食物的短缺是导致饥荒的关键原因。那么，又如何解释现代社会中粮食丰裕情况下饥荒问题产生的原因呢？森提出，要解释现代社会中的饥荒问题，必须充分考虑人为的生产、交换、分配等因素。沿着这条思路,他建立了“权利方法”(entitlementapproach) 权利方法的基本概念包括:自然禀赋集合(endowment set) 和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 、权利分布(entitlement mapping) 。自然禀赋集合包括所有个人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权利集合是指个人利用他的各种禀赋所获得的直接满足消费的能力。而权利分布则指自然禀赋集合与权利集合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了自然禀赋资源转换为可获得的物品和服务的比率,它一般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投入产出比,即生产函数；二是涉及贸易的交换比；三是权利要素的转移比,如收入转移支付比。森认为，饥荒形成的根源在于“权利失败”（entitlementfailure) ,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禀赋的损失,如战争和自然灾害二是生产失败;三是交换失败;四是转移失败。其中前两项可称为直接权利失败,在自给自足济中它是导致饥荒的主要根源;后两项可称为贸易失败,它是以市场交换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饥荒形成的主要根源。森后来全面修正了其“权利方法”,不再将“权利失败”视为绝对的饥荒形成的根源,而是指出,对于饥荒形成机制的分析,必须涉及权利失败的四大方面,特别是应当考虑该社会中为补充市场交换失败而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