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聊斋志异中的草木精怪形象 赵振 - 图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昌龄的《采莲曲二首》（其二）刻画田田荷叶之中、艳艳荷花之下采莲少女的美丽形象，意境优美，情调欢快。“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而聊斋志异中的荷花三娘子意象，则结合君子节操和少女的无暇两种意象为一体，塑造了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荷花三娘子。
二、花妖意象中的女性形象
（一）《黄英》——难以割舍的士人情怀
《黄英》中的黄英乃菊花精，陶姓，名字便是由“菊有黄花”化出，自称为陶渊明的后裔。“菊，一名节华，又名女华，傅延年、阴成、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皆菊之总名也。春、夏、秋、冬俱有菊，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自渊明而后，人多踵其事而爱之。”菊花不同于牡丹和莲花，牡丹和莲花每一花色都有名贵的品种，各领风骚不相伯仲，而菊花“以黄为贵”，以致后来黄花成为约定俗成的菊花的代表名称，如李清照《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为菊花精命名，若将颜色带上去，非黄色莫属。菊花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咏菊花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曹魏钟会《菊花赋》在所有咏菊诗赋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盛赞黄菊的五种美德：
黄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殖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像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
特别是陶渊明咏菊后，菊花就成了高贵、纯洁的君子的象征。蒲松龄沿而用之，《黄英》中的黄英、三郎姐弟，作为陶渊明后裔，高雅、旷达、自食其力、自由独立，其精神正是菊之精神、陶渊明之精神。但他们不安于贫穷追求富贵的精神，又与陶渊明之精神不尽相同。蒲松龄笔下的黄英，精于种菊卖菊致富是“聊为我家彭泽解嘲”。在她与以市井谋利为耻的士子马子才婚前、婚后的分歧、纠纷中，马子才总是处在尴尬自处的位置上，以表现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读书人传统的清高观念的变化。
由于菊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义与价值，而蒲松龄又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笔下的菊花或多或少的要包含了他自身对菊花的特殊感情。蒲松龄困于科场，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教书、著书，可谓意味标准的穷书生。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将自己的书香气息、文人精神注入到了他的作品中，更在《黄英》中表现出来。明末清初是中国的思想大动荡时期，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时期，人们的思想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商人这个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中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迅速崛起，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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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取得了较高的地位。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股资本主义气息的冲击。作为传统文化最得力的维护者，儒家文人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那个儒教一统天下的时代，各种新思想日新月异的涌现出来，给读书人带来的心灵上的触动自然是不小的。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黄英》中就为我们展示了读书人当时心灵上的矛盾。
《黄英》中陶弟则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在作品中,陶弟丰姿潇洒，言谈骚雅，无疑是陶渊明的化身。由于时代不同，他虽然爱菊爱酒，风雅一如陶渊明，但也有迥异的特色。经过士——商——士的转变过程，以及醉死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塑造的陶弟是一个典型的“士魂商才”的人物：经商才能高超，内心坚持士的精神。
陶弟爱菊，但与马子才有很大的不同。马子才是传统儒士的代表，恪守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规训，他因见陶弟谈吐骚雅而愿意亲近，认作知己。但他也是传统儒士迂腐的代表，他本来有比较丰厚的家业，却因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不去经营，导致家道中落。当陶弟为谋生，深思熟虑决定卖菊时，他认为是有辱黄花。陶弟答：“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陶弟为了改变清贫的现状，迎合了当时治生比读书还要重要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陶弟显然已经从传统的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中走了出来，开始适应这个传统规矩日益不被人接受的现实。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市民阶层的壮大，菊花从士阶层小文化的独爱而变成大众的共赏，这个过程赋予了菊花新的内涵，即菊花有了世俗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符号，这是一种从形而上意义到形而下意义的转变。
陶弟卖菊贩花，生活日富，买田增舍，财富越来越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人不可忽略的影响力，也使得儒者重新估价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所以，马子才最初是激烈反对，最后认同，这恰恰说明了晚明时期读书人传统清高观念的变化。然而儒家精神流传了数千载，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作为新兴儒代表士的陶弟，也不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陶弟这个人物本身的艺术构思决定了他的精神密码，弃儒经商只是表面现象，其内心无法割舍儒士情结。陶弟后来不再卖菊，日日与马子才下棋饮酒，又回到士之本色。这种对士的身份的执着在醉死的情节上爆发性地体现出来。
酒能带来生理的愉悦，也带来精神上的解放，尤其是醉酒让人进入乐而忘忧的境界，让艺术灵感发酵。酒也是士人的记号，士与酒紧密相连。陶渊明的《饮酒》诗流传千古。刘伶因为嗜酒名垂史籍。似乎传统的儒士似乎和酒是分不开的，酒成了他们寻求精神解脱的不二法门。陶弟最后因为醉而回归本相，那种诗酒自娱、豪迈不羁的本相，那也正是陶渊明的精神世界，正如蒲松龄说：“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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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也。”陶弟的醉态描写有两次，其状“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如拳”。这种描写有惊世骇俗之美，让人刻骨铭心地喜爱上陶弟。陶弟本相被人知道后，更加放浪形骸，马子才效仿黄英拔起菊花陶弟，导致陶弟人身的死亡。
这种结局的安排与作者的文化立场有很大关系。蒲松龄最终使陶弟变成“醉陶”永久成为菊花，暗示着陶弟恢复了士人的身份，重新遵从安贫乐道和凌霜抗节的秉性。这诠释着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效忠从属关系。两千年来，儒家学说根深蒂固，到现在，读书仍是高尚的。科场失意，他没有从商，反映在小说里，主人公大多是无可奈何才放弃儒业，走上“弃儒就贾”的道路。内心儒之情结是难以割舍的，他坚持“右儒左商”态度，所以主人公们在从商后，又回归儒业。陶弟娶妻后，故事本可结束，但作蒲松龄儒士精神的代表陶弟的人生却不能这样草草收场，他必须让他的人生价值得到完美的体现。因此必须构思死的情节，让他永久地回归本相，即使死后变成菊花，也是醉的菊花，而饮酒本来是士人的特色。如此,表现在小说中,陶弟是陶醉在诗酒优游的士的生活里，快意于放浪不羁的自得其乐的人生，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士的名称。 这种结局也是蒲松龄无法把握时代变迁的方向的体现，他意识到到了商人崛起和士人的没落，却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也看不透。所以陶生的死是必然的，就像是近代文学中的“新人”形象一样，因为找不到出路，只能让他们肉体上消亡。
（二）《葛巾》——始终如一的情
蒲松龄在《聊斋》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妖，她们直接下嫁穷书生，并为他们生儿育女，帮助穷书生们实现自己不能实现的梦，如《嫦娥》、《惠芳》、《翩翩》等。可以说，穷书生们想要的荣华富贵、娇妻美妾、长生不老都能通过神通广大的女妖或女仙实现。这与蒲松龄的个人遭遇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蒲氏一生困于科场，穷困潦倒，三十多年都在缙绅人家坐馆，是一位标准的穷书生。他的境遇，和他所塑造的众穷书生一样，因此他知道穷书生最迫切的需要什么，于是就塑造了各式女妖，来满足自己无法实现的梦。在现实中，蒲松龄有一位贤德善良而又朴实的妻子。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是离蒲家庄二十多里的道口村一位乡村秀才的女儿。刘氏这个人是很贤惠的，对公婆尽孝道，对丈夫很疼爱。蒲松龄大半生的时光都在外奔波，蒲松龄自己也感叹：“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可想而知，家中的一切生计都要靠妻子刘氏去经营，她辛辛苦苦为蒲松龄养儿育女，以至于落下了一身病。康熙四十一年刘氏又一次生病了，不在妻子身边的蒲松龄写下了一首诗：
昔学作人家，孤灯照双影。两小几何时，素发各垂领。四十六年中，涉历遍愁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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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指日已繁，家贫赖节省。游人不顾家，汲深劳短绠。翁妪老相依，晨夕念饥冷。闻君病方剧，忧心殊炳炳。春夜尤苦长，暂眠觉亦猛。问讯知平善，愁颜始一逞。
诗的大意是蒲松龄与妻子结婚46年来，所经历的都是愁苦的事情。蒲松龄长年在外坐馆，家中大小事务都由刘氏辛苦操劳，真是难为她了。听说妻子病情加重，自己忧心忡忡，彻夜不眠。现在妻子病情好转，自己的心情也随之舒畅。在他69岁高龄的时候还为刘氏写下
少岁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飧。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
有了这种感情基础，蒲松龄不可能不在他的巨著《聊斋志异》中有所体现，最能体现蒲氏爱情观的就是一系列的女妖形象.这些女妖大胆泼辣、热情奔放、敢爱敢恨、爱憎分明。其中的葛巾则最能体现，蒲氏的爱情观。葛巾本是一牡丹花妖，在她身上融合了仙类高贵、自尊、灵异的独特气质。先声夺人的出场气氛就让她笼罩了几许仙子的气息。常大用初次见到葛巾，葛巾的美貌出尘与不凡的气度便征服了他的身心，使他心驰神往，感叹：“此必仙人，世上岂有此女子乎！”后来因机缘巧合，葛巾下嫁给了常大用，并且陪同着常大用回到了洛阳。葛巾又把自己的妹妹玉版嫁给了常大用的弟弟，两对新人从此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常家也日益富足。后来葛巾、玉版，各产一子，尽享天伦之乐。葛巾也无意中提起自己的母亲被封为曹国夫人。常大用听到后到曹州去打听曹国夫人，在得到了曹国夫人诗后，他回到了家里，把这曹国夫人诗拿给葛巾看。葛巾本来有感于常大用的一片痴心，才下嫁于他，而到了今日看到了常大用怀疑自己，于是和玉版皆举儿遥掷之，儿堕地并没。葛巾对爱情是认真的，她和李千金一样追求的都是纯粹的爱情。她们不在乎其他的，只在乎爱情，当自己遭到怀疑，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侮辱的时候，她们同样都做出了反击。李千金放弃一双儿女，奔回自己的家中，而葛巾、玉版却选择了永远地离开。与李千金不同的是，李千金在看到自己的一双儿女的时候最终选择了妥协，而葛巾和玉版却选择了带上孩子一起消失，不仅苦了自己，也牺牲了孩子。这是与常氏兄弟的决绝，也是对常氏兄弟最有力的惩罚。两个孩子，最后分别化作玉版和葛巾，生长在常氏兄弟的家中，让他们永远为自己的过失而后悔，却没有挽回的余地。葛巾的爱情观可以说是坚定而平等的，追求的是人格的平等，还有始终如一的坚定，不容许有丝毫的不信任。这也正是蒲松龄对爱情观的诠释，蒲氏的爱情是平淡的，平淡而坚定，因而始终如一，至死无悔。蒲松龄在《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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