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明清江南州县官员的行政规范与实践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而对于地方民生的救护，本属州县官乃至朝廷的重要职责。除赋役负担方面尽力为民纾困外，其主要表现就在救荒时期。
例如，嘉靖元年出现的饥荒，曾迫使朝廷至地方发起了许多救护工作。像这样大规模的救济活动，需要国家的强力支配，方能于更广的地域范围内展开。该年赈济工作的杰出表现者，是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席书(1461～1527)，他向朝廷提供的救荒对策就是赈粥法，区别灾等、灾户，进行相应的救济：“臣日夜筹划，今有司仓廪既虚，户部钱粮又难遍给”；最合适的应对方案就是赈粥法，在南直隶等地，按大县设粥十六所、中县减三之一、小县减十之五的规模展开。赈粥法不但不浪费，而且见效快，不仅适用江南，更可以推广至全国。(28)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席书上书之时，已被派往江北赈济。但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要求江南地区一体施行；户部官员也很认可席书的方案，赞成通行。(29) 可以发现，到明末，州县官员的救荒工作中大多推行赈粥的方法。明代中后期流行的“煮粥诗”云：“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30)说明了它的可行性。但煮粥法十分忌讳大群人口聚食一处，“须逐乡而煮，分图而食”。(31)在崇祯十四年的一次大灾后，
湖州府地方采取的一大措施是“厂籴”，但是立粥厂(即粥场)似乎更为当时所推重。在救荒期间，政府还迫令大族及豪富之家分担赈灾的部分责任，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涟川沈氏家族，独立承担了一个粥厂的赈济任务，除领取赈银、维持粥厂外，所需费用“皆出自囊物”，最后才“勉力竣事”。(32)这一事例表明了当时像沈氏这样的乡间地主所具的财力。但赈粥法的流弊也不少。在朝廷“勘荒官”到来前，地方上其实就已做好了准备工作，连夜在“勘荒官”经过的地方，置地设粥厂，并立旗书写“奉宪赈粥”四个大字，集合饥民等候这位“勘荒官”来“鸣钟散粥”。官未到时，只好“枵腹待至下午”；官一离去，煮粥活动当即结束。(33) 所以，陈龙正认为，有时散粮的办法胜于煮粥。但按照时势差异，很难制定成法，大致上只有四条规则可循，即“小荒先散粮于乡，大荒兼煮粥于城市，当道会期而煮粥，乡人画地而散粮”。(34)同时他提出了对赈粥法的改进方案是担粥救赈法，其优点是“无定额，无定期，亦无定所”，派人分挑至通衢要路及郊外地方，施行救济，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粥厂救赈中的弊端。他举例说，苏州府等地在施行煮粥的过程中，因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的弊病，出现了哄斗杀人的情况。不过，“粥担法”针对的主要是流移贫民。(35)
饥荒时期最易酿生变乱，何况此时王朝阽危，更需要由州县官府联合地方领袖，加强社会稳定的工作，赈济饥民似乎显得尤为重要。就在崇祯十七年崇祯帝死讯南传、弘光帝在南京建立临时朝廷时，嘉善地方就以乡宦陈龙正为代表，仍在积极进行社会救济工作，陈本人就捐出了五百石米和千两白银。(36)
三、清、慎、勤的问题
从三国时代以降，朝廷对地方官员的要求，多不出清、慎、勤三字的范围，为官以清为本。所以到清代，州县衙署的讼堂上多书有“清慎勤”三字匾额(37)，以为训诫。
当然，清代州县长官的行政准备，多与明代相仿。康熙时期曾任山东郯城县令的黄六鸿，对自己的为政有着很高的期许。从政伊始，即重拾以往一些良吏的言论，无非是上不负皇恩、下造福百姓的内容。后来将他的郯城的从政经验，制成《福惠全书》。这是一部比较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方县衙行政与治体的资料集，角度全是从县级最高行政长官而言，故可以作为一种地方官的思想体认。(38)
在省级官员看来，所谓县令下车伊始，务当提纲挈领，择要施政，像江南的震泽县，正经界、清词讼、缉
盗匪、禁枪船、兴水利等工作是知县行政过程中必不可缓之事。(39)曾任平湖知县的王凤生说，“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莅任之初的工作是十分关键的。(40)
不少行政长官，都希望能够成就良好的吏治。甚至是地方公共的空间处所，未必都需要由州县官员承担责任的部分，在有的官员看来，也应该仿效社会贤达人士，义捐钱粮进行维护，如明人所言：“陆而除道，民不病行；水而成梁，民不病涉，皆为政者之责，非有责于民也。”(41)
而一般的从政业绩，最终都会由朝廷来进行考核。例如在清代，每三年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大计”。每一名州县官的评估报告，均由其直接上司知府、直隶厅州同知或分巡道写出，然后呈交给布政使和刑按使；藩臬二司再附上他们的评语(“考语”)并呈交给总督或巡抚。督抚复审报告、批准或修正评估意见，然后上交吏部。其政绩显著者列为第一类，评为突出而特殊(“卓异”)的向吏部推荐，甚至被皇帝召见(“引见”)。(42) 康熙十四年任嘉定知县的平湖人陆陇其，撰写《“有仪轩”歌》，说道“恭宽信敏惠，斯须不可离”，(43)颇能反映像陆陇其这样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员的一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