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明清江南州县官员的行政规范与实践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新官上任时，当然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熟悉与应对。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设立各项簿册，即上司来文号簿各一扇、词状号簿各一扇、各上司比较前件簿一扇、各房吏书年貌籍贯三扇、代脚色册一扇、各房候缺吏一扇、门子民壮皂隶阴阳生各役一扇。(17)这些工作都为官员本人的有效施政作准备。
弘治十六年(1503)，朝廷以法律的形式重申：“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到万历元年，朝廷又规定：“今后外官考满到部，行户部查勘钱粮，完过八分以上者，方准考满，不及分数者，不准。”(18)这些要求，无疑都加重了州县官的负担。万历年间吴江知县刘时俊就说：“吴中财赋，每完在八九分间，即称足额以为常”，但居然仍有人虚称“十分”，向民间起征，弊窦百出，他上任时发出的征收单上要求的完成数是8.5分，须在限期内完解。(19)明末嘉善名宦陈龙正比较过嘉兴地区与苏松一带的输税问题，觉得都亟须整顿：“苏、松贵家多懒完官物，粮则有军储，折色则倚势不纳。嘉禾不然，士夫顾乐输将，而细民之刁者与奸胥通，积岁不完，每赦下，必赦旧逋，则奸民欣然相庆，而善良如期输办，毫不沾恩。二方之弊，各不可不整顿。”(20)
至于衙门每天工作的日程，则是以敲击一种竹筒(“梆”)和一个小铁棒(“点”或“云板”)的声音来发布和限定的。黎明前，在内衙(州县官宅邸)敲“云板”七遍，外衙敲“梆”一遍，衙门大门打开。此时，书吏、衙役长随都必须到岗。清晨，敲云板五遍，竹梆两遍，案牍分给书吏，衙门职员均开始办公。接着，州县官主持“早堂”，接受并分派案牍，接受衙门职员们所呈的书面或口头报告，讯验被捕系的罪嫌或将要解送到别的衙门的囚犯，接受任何诉讼。然后，州县官回到他的办公室(“签押房”，意即“签批文件的房间”)，在那里接受或签批文书，包括与当日将要听审的案件相关的书状。(21)
二、钱粮与民生
大概成化、弘治以前，地方里甲催征粮户，都是上纳粮长，统一收解至州县，粮长也不敢多收斛面，粮户更不敢掺杂水谷糠秕，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可是后来的情况就变了。嘉靖十六年，常州府知府应槚推行“并征均则法”，希望达到“原额不失，均摊有定，无独累之苦、欺蔽之私”的目的。其中有“立柜头”一条讲道：“先年收头，将银两径收私家，任意侵费。今令各县置柜，窍其上方，纳户于包封上自填姓名银数，当官秤收，
给票付照。不到者，不许隶卒下乡催扰，止令排年各催其甲，凡勾摄公事，专属见年里长。”(22)
应槚推行的新办法，明显是针对州县地方一直存在的钱粮欺蔽问题。这类问题暂时在某些官员的努力下会得到缓解，但无法保证其长久的效力。后来顾鼎臣(1473～1540)向朝廷条陈的奏疏中，再次指出官府催征岁办钱粮的弊病，便是一个明证：“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23)
隆庆二年进士、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在四年的上疏中也指出，“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令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在这样的处境下，地方官再贤能，“安养
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最终受困的仍是普通百姓。(24)
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桐乡人李乐认为“天下极冤最枉之事”，就是带征钱粮一节：“凡知县、知州在任，止该清理任内钱粮，任以前自有官在，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并责备后官? 行取文书一到，合于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钱粮不完，上司留着他在。”在万历年间，对地方官的要求是对前任各届官员拖欠的钱粮，都能带征完纳。他感叹道：“天下只是这几个百姓，百姓只有这些皮肤，前面太宽，后面太紧，直是赶到大坏极乱、不可救药便了。”(25) 其实明代对于仕宦阶层的法网是很密的，可是到了地方“以故事虚文应之”的官员却很多，原因就在于地方官缺乏责任感，“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吏们奉行的“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最终都形成了吏治不振的局面。(26)倘要州县官事事亲历亲为，那他所感受的压力与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很多懒惰的官员就将政务委诸佐贰官，而佐贰官“往往奉承堂官，狐媚厚馈，堂官暱之，因而滥批词讼”，甚至委托征比钱粮，佐贰官更得以需索“见面钱”、“松刑钱”，最后官府恶名都会落在州县官头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