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全球化与大学 不平等世界的神话与现实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间进行的合作学位课程是跨国学术事业的一种形式，一般被称为“联合办学”（twinning）。在境外设立院校机构成为这一趋势的一种变式，它可能是以授权形式而设（有时被称为“麦当劳化”），或者仅仅是开设分校。[7] 渐渐地，互联网也被用来传授跨国学术课程。
我们无法完全回避全球化。历史证明，当大学切断自己与经济和社会潮流的联系时，它们本身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变得无关紧要了。举例来说，欧洲大学就是因为忽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而导致了被边缘化。事实上，当法国大革命完全将大学踢在一边时，冯?洪堡（van Humboldt）正在潜心发明一种新的德国大学模式。[8] 与此同时，关于怎样应对全球化，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系统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这样，那些坚持认为21世纪高等教育只能有一种模式的人显然是真的错了。
二、不平等环境中的中心与边缘
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界极为不平等。
关注那些发展中国家和力量薄弱的院校系统，就可以发现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当有人认为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其他表现形式预示着将知识平等带向世界时，我们还看不到证据。在某些方面，全球化为学生和学者有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学习和工作打开了通道。但是，在许多方面，全球化只是强化了现存的不平等，并且形成了新的壁垒。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讨论了。经济学家约瑟夫?斯提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和达尼?洛德里克（Dani Rodrik），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全球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9] 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反全球化，而且都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的
批判揭示了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常常为主流观点所忽视。
强势大学始终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那些薄弱的院校机构和系统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低下而亦步亦趋。学术中心引领着科学和学术的方方面面，诸如研究与教学、大学组织模式和办学方向，以及知识传播。学术中心一般位于大国、富国，它们受益于所在国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经费；基础设施，如研究所需的图书馆及实验室；具备相应资格的学术人员；支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和规章制度；教授、学生和院校机构对更高成就的追求。典型情况是这样的，那些顶尖级院校机构在教学与研究中使用某种主要国际语言，而且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
现在，世界的学术中心和边缘之区分比以往更加复杂了。[10] 主要的国际学术中心，也就是北半球的那些领导型大学，尤其是那些使用某种通行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大学，占据了学术层次的顶端。世界一流大学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例如在日本和几个欧洲小国。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一些大学在努力向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迈进。21世纪初，即便是处于世界院校系统中心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也存在许多边缘院校。例如，美国的3200所中学后院校（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中，只有约100所可以称之为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获得了政府拨付给大学的研究经费的80％，主导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多数方面。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大多数院校处于学术中心的边缘位置。其他国家的院校系统也呈现出类似的层级化。也有一些大学发挥着区域中心的作用，传播知识并联结着世界顶尖级大学。例如，埃及的主要大学在阿拉伯世界担任学术领导的角色，成为联结主要学术中心的桥梁，但其自身对学术贡献相对有限。中国的重点大学是主要服务于国内的重要科研生产者，同时也是联结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纽带。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重要成员，也就是获得“中心”地位比过去更难了。[11] 这是因为，进入的门槛提高了顶尖级研究型大学需要大量资源，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实验室和设备方面的大量投资。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来建立完备的网络设施，这需要高昂的费用，图书馆建设以及联结相关数据库也是如此。在一些国家，大学如果不能获得雄厚的财政资源，就不能跻身顶尖级院校之列。实际上，一些新建院校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不管它们置身何处。
处于学术边缘的高等院校，事实上乃至发展中国家或一些工业化小国的整个院校系统都依靠学术中心的研究、学术交流和高级训练。主要学术期刊和数据库都位于主要大学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主要大学之中，因为重要的国际科研学术期刊大都用英语出版。全球绝大多数大学都是教学型院校（teaching
institutions）。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尤为如此，它们必须依靠其他地方的新知识和分析。例如，很多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科研设施，不能提供学士以上学位，也没有经费购置最新的期刊和数据库。在全球学术界，结构性依附（structural dependence ）是很普遍的现象。
任何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都无法否认，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深刻的不平等。全球化给高等教育中现存的不平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本文将回到全球化这一背景，讨论高等教育领域内全球现实的一些具体方面。
三、一种新新殖民主义？
冷战时代的特征是，超级大国从“身心”上控制世界各地的人民。前苏联、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斥巨资于学生交流、教材补贴、书籍翻译、学校建设以及其他活动，尽可能地影响世界各地的学术领袖、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这些目标均与政治和经济利益挂钩，而高等教育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主战场。这种实施原理有时候表现为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被包裹在合作的外衣里。
这些计划往往给接受者（recipient）很可观的收益，包括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出国留学，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大学教材、科研设备和其他资源。同样，这样的计划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但是，由于资源短缺，到后来情形就变得难以自己控制了。接受，意味着与捐赠国及其大学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对援助国的长期依附。例如，为了保证实验室设备的齐全和计算机的充足，接受者不得不长期地依靠提供者的设施、训练以及其他东西。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权力和影响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的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前者为市场驱动型政策服务。目前，跨国公司、媒体集团，甚至少数居于领导地位的大学都可以被视为新新殖民者（new neocolonists），他们寻求商业利益而不是为了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没有完全置身事外，它们在国内寻找合作公司，并且对于维持其国际影响兴趣盎然。就像冷战时期的情形一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大学今天并非是被迫接受资助、交流或互联网产品，但是它们自愿参与这些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大。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科学和学术界，获得一些显在的利益，这些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结果基本是一样的，弱势国家和群体失去了知识和文化的自主。
四、英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