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闻一多的生平经历及主要事迹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1927年以后，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转而成为谨严学者，研究领域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并兼及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令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此外，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造诣颇深，其篆刻以高深的美学修养和古文字功底刚柔得体，时人奉为精品。卢沟桥抗战炮声响起后，闻一多鄙视文人周作人等为家室所累而留城甘受敌统治，不惜舍弃多年的珍藏，为不当亡国奴在战火中只身南下。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信奉国家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只破坏不建设。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抗战期间他走出书斋深入社会，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他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3000余华里的步行团，深入了解到社会下层的痛苦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1943年春，蒋介石抛出《中国的命运》一书宣扬新专制主义，闻一多认为是“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他读到了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深为其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发表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在大后方引起震动。他通过阅读各种进步书籍，详细了解到共产党的各种情况，发自内心喊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进步教授吴晗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于1944年夏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
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贪污盛行，没有“外快”的教授靠工资大都难以养家糊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是国内名师，除上课外也要穿有补丁的破长衫，只好标价给人刻印章以维持全家生活。昆明警备司令慕其盛名，派人找他刻印并称可出重金。闻一多出于对国民党军警的鄙视，不顾得罪此人可能带来的危险，对其嗤之以鼻。
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拍案而起，面对台下特务威胁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坚定地表示“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几小时后，他在回家路上便被特务打死；毛泽东曾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如今闻亭屹立在清华园内，前面有他叼烟斗的塑像。
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写下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和宣言。特务学生对他极为仇视，在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中张贴恐吓传单，故意将其名改为类似俄国人的“闻一多夫”。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当局竟出动由特务等组成的“军官总队”，冲入校园投掷手榴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已极，亲赴烈士灵堂祭奠，并手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在为四烈士举行的出殡游行时走在队伍最前列。
1946年夏，西南联大解散，闻一多也想随师生北返清华，却苦于全家搬迁费用而滞留。这时国民党当局认为昆明民主力量削弱，又嚣张起来，于7月11日夜间用无声手枪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当时一些名学者跑到外国领事馆要求避难，市内又盛传黑名单下一个便是闻一多，地下党通知他暂时隐蔽。闻一多却把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参加了15日下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会上本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介绍丈夫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特务却叫嚷捣乱。闻一多忍无可忍，对着会场内的千名师生和嚣张的特务，发表了一生中著名的最后演讲，宣布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他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五时许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便
遭军用吉普车内冲锋枪扫射而死，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负重伤，凶手则驱车扬长而去。这一“李闻惨案”使中外震惊，周恩来在南京愤怒谴责说：国民党进攻共产党，双方都有武器还可以对打；对李、闻这样手无寸铁的文人竟也下此毒手，而且还要采取怯懦的暗杀方式。面对全国声讨浪潮，军统便出面诡称是其成员听到闻一多“辱骂领袖”，因“义愤”擅自开枪而非上峰指令。
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扬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的精神，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后来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写下的批语中，又称颂闻一多“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几十年后的清华园中，已分别矗立起闻亭和自清亭。闻亭前屹立着闻一多瘦身材、戴圆眼镜、叼烟斗的塑像。石碑上刻着他的名言：“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五四狂放诗人最终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闻一多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升华。
闻一多的人生充满变化。他曾是以《红烛》、《死水》而饮誉一时的诗人；继而从感情奔放的诗人转为冷静的学者；最终走出书斋，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这看似充满矛盾，实则一以贯之，即无论是诗人、学者还是战士，闻一多总是在为探寻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
从少年时代起，闻一多就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赴美后看到的巨大反差更增强了他的爱国情怀。正如他所说：“我爱中国固因她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她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他想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中寻找医治民族病症的药方，在书斋内探寻无效后终于走上了社会活动。闻一多早年曾信奉反共的国家主义，但他通过长期的切身体会和不断寻求真理，终于端正了认识，在抗战后期转而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以为民主事业奋斗而不惜牺牲的事迹，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高升华。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