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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农村改革
自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始终在探寻、尝试农村改革的各种方案。1950年出生于上海的陈锡文是这些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自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开始，陈锡文便一直致力于农村改革事业，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作为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30余年来，他参与了大部分有关中国农业和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陈锡文
《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走进陈主任的办公室，房间左侧的深红色桌柜上赫然堆满了各种文件和资料，“红机”淹没其中。办公桌前几棵巨大的绿植，将桌子和书架在办公室里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陈锡文穿着他标志性的白衬衫，红润的脸上挂着
亲切的微笑。在采访的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侃侃而谈，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和农业发展的具体数据无不信手拈来：
“一号文件”的故事
1983年的“一号文件”给了联产承包制非常高的评价，称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
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35年，中央一共出了十几份与农业有关的“一号文件”。上世纪80年代出了5个。我是从第二个“一号文件”——1983年的那个开始参与起草工作的。1987年出的是五号文件，这以后与农业相关的文件出了很多，但是都没有排到一号。一直到2004年，农村工作文件又恢复到“一号文件”。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但这个文件并未提及甚至考虑到粮食部的问题，文件的初衷是通过调整农村政策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1978年以前农民生活非常困苦。改革之初，在农村有两亿五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差不多要占到农村三分之一以上的
人口。要想加快农业的发展至少要让农民吃饱饭。
这个文件中提到的所有措施，围绕的中心都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增加粮食产量。
第一条措施是增加进口粮食。让农民休养生息。 第二条措施是明确规定，如果当地自然条件很有限，耕地不够，生产的粮食连农民自己都不够吃就不再征收当地的粮食了。这个不够吃的标准是南方生产稻谷的地区，如果人均生产的粮食不到400斤，北方生产杂粮和小麦的地区不到300斤，那就不征收了。
第三条措施是提高粮食价格。文件决定从第二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收购价提升20%。为了鼓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当时还制定了超购加价的政策。如果完成了国家的粮食收购任务后，农民愿意把余粮继续卖给国家，这部分粮食价格要比任务内的粮食价格高50%。这几条政策和后来的包产到户一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当时对通过调整农村体制和用政策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具体措施还有很大争论，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被称作“原则通过”，在这个文件里仍然能看到“不准包产到户”的字样，但是当时已经讲到了生产责任制。其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历史上也有过。比如说把地亩和产量包到组，组是比队更小的单位，
有的组可能就是一家人，可能就是“父子组”或“兄弟组”。但只要最后的分配问题没解决，大家还是没啥积极性。改革开放后，安徽最先搞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贵州也搞得比较早。总而言之，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农民没吃饱饭的地方，越愿意搞。但当时都是小范围的农民自发行为。
因为对包产和包干到户有姓社姓资之争，具体的农业经营制度上当时并没有立刻扳过来，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决定，到第二年四中全会被通过时，仍然是“不准包产到户”的。对于分田单干、小私有、小农经济这些东西长期以来的批判从未停止。很多人对“户”的概念都有点担心。中央为此开了很多会，为这个问题1979年、1980年、1981年翻来覆去地研究争论。当时有很多老同志觉得“我们不就是为了要打倒私有制才流血牺牲打江山的吗？你现在搞得又回去了”。但因为这涉及亿万农民利益，他们又不好对着干。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原老主任杜润生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策略的人。他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一直争论下去，就没有破局的可能。所以后来杜老就在会上换了一个思路。他说“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