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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来消弭过剩产能的传统做法，应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 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最终抑制我国产能的盲目增长。
七、稳妥应对美联储的量宽退出 数月前，美联储宣称将渐次退出其数量宽松政策，引起各国当局剧烈躁动。9 月 18 日，美联储又宣布暂缓退出数量宽松政策，市场预期再次被搅乱。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动态确实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联 储事实上是在制定并执行着全球的货币政策。但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既深，影响渠 道也相当复杂，因此，评估量宽退出的全面影响，既要厘清其可能采取的形式和渠道，也 需要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和各国国情。 要评估量宽退出的效果和影响，首先需对量宽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客观地说，面对本轮危机，各国共同行动，尤其是共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是充分汲 取 20 世纪 30 年代的宏观调控教训的老成之举。 这些政策对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虽然危机并未因此而逝去，危机最恶劣的影响却显然被避免了。据 IMF 研究，美联储的数 量宽松政策可能已使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超过 100 个基点，所带动的全球产出增长高 于 1%。这意味着，当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大萧条之时，以美国为首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发 挥了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稳定局面的积极作用。 当然，宽松货币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未来通货膨胀积累了潜在 的货币基础，是世所公认的弊端。但这实在只是表面现象。影响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是， 它纵容（利用）了新兴经济体的失衡，使其可以通过投资大于储蓄的经典路径，维持经济 较快增长。据 IMF 的估计，2009 年量化宽松政策推出后，新兴市场累计资本流入近 4 万 亿美元。显然，一旦这些资本撤出，如近几个月显示的那样，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失衡状况 将进一步恶化。近期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出现的问题，就是明证。 应当看到，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市场干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因此 而扩张到了 3 5 万亿美元，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就全面、广泛而复杂。如今的量宽退 出，或许会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从 3 5 万亿美元巨额资产负债表逐渐回缩，将是一个 中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美联储不仅要维持债券市场的稳定，恢复其正常结构，而且要 尽量保持其他金融市场的供求平稳。加之，几年来，美联储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繁多， 可能的操作组合也相当复杂，较容易产生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市场的误解，这一切都会加大 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使得其退出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美国实施量宽退 出，其过程也是渐进的，一切要视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走势而定，另外，日本的“安 倍经济学”正在兴头上，欧洲为巩固前一段治理成效，短时间也不大会收紧。 美国量宽退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宜被夸大。现在大家担心量宽退出有不利影响， 主要是担心国内资本会因此而大规模流出。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而且在我看来，即便 出现这种状况，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其一，如果说量宽政策的推出曾导致大量资本流入中国，使得我们积累了大量外汇 储备，因此而增发了大量货币，致使我国货币政策完全被外汇储备的动态所绑架的话，如 今，倘若中国出现资本外流，那也会产生纠正国内金融结构的正向影响，其总体效果是， 理顺国内金融结构，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回归正常结构和平台。其二，如果量宽政策退出确 实导致一些资本外流，我认为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对国内而言是 启动去杠杆过程，它是挤泡沫的一个积极过程。这种市场清理机制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尽管这种清理是有代价的，甚至会导致一些企业倒闭，但其长期效果肯定是正 向的。其三，量宽政策退出意味着美元供应将不断收紧，其汇率将趋于走强。如此，最可 能的结果， 是导致用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 这将有利于降低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提高利润水平，也有利于巩固经济增长的企稳势头。 因此，即使美国实施量宽退出，中国可能也不会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的现象。退一步 说，即便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我国外汇管理或许需要因此采取
一些对冲政策，但其对我 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总体影响，或许还是正面的。当然，正如我们近年来应对外汇储 备连年巨额流入而采取的各项对冲措施是多样化和综合化的，应对外汇储备的流出，也需 要多样化和综合化的政策组合，其间的不确定性和因此引致的国内金融市场波动，也会使 得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首先是量宽政策退出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在方向上和规模上出现 急剧变化，以及因此而引致的国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的变化及其不确定性。需要提醒的 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危机国家均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流动性泛滥，这种状况与日本采取数 量宽松政策，在亚洲地区形成大量息差交易（carry trade）密切相关。这一次，我们必须 坚决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其次应当考虑到国内正在推进金融改革，应把国内改革节奏与这 个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因素统一起来考虑， 防止出现风险叠加， 从而积极推进国内金融改革。 八、做好上海自贸区这篇大文章 9 月 27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这标志着中国 的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 改革和开放，一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取得世所瞩目伟大成 就的两大因素。就两者关系而论，以开放促改革，则始终是一条比较清晰的路线图。此次 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方案， 进一步强调了改革与开放之间彼此促进、 相辅相成的关系。 因此， 方案的发布，也宣布了中国新一轮改革进程的启动。 过去的 33 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可识别出明显区别的递进阶段。 始以建立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继以建立沿海对外开放带，直至浦东开发开放，中国 坚定地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从 1980 年至中国正式加入 WTO 前，是中国对外“政策 性开放”时期。其基本特征，就是我们主动地选择若干领域、地区和产业，主要采取特殊 优惠政策的方式，有选择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逐步建立起出口导向的经 济体系。 经历长达 13 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于 2001 年底正式加入 WTO，开创了对外“制度性 开放” 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 就是中国全面接受了一套由发达经济体预设的规则、 体系、做法和“最佳实践”，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在过去长期实施“引 进来”战略的基础上，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此次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应视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它站在过去十年全面实 施制度性开放的高台上，设定了“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的更为宏伟的目标，以期保证 中国稳步成长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大国，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贡献力量。 建立上海自贸区，也是我国应对“世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战略举措。这个“世情”， 就是全球治理体制的变化。 自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陆续有 20 多个国家加入了该组织。然而，新兴 经济体的相继加入，固然强化了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但也对国际经济秩序 施加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逐渐向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这使得发达经济体感 觉到，WTO 作为全球战略工具的价值，显然较预期要小得多。 于是，G20 开始受到发达经济体的青睐。利用这个平台，发达经济体一方面可以重新 开设其感兴趣的议题，另一方面可以回避难以掌控的 WTO 格局，在较小的治理平台上发 挥掌控力。于是我们看到，在 G20 平台上，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低消费、高储蓄等一 系列中国国内问题，被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密切联系起来，成为打压中国的工具，为 发达经济体重新塑造国际分工体系张目。但是，毕竟无可奈何花落去，发达经济体借 G20 打压中国的目标亦未如愿。 面对新形势， 发达经济体日益显示出其改变全球治理模式的趋向。 自 2011 年底开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多边服务 业协议（PSA）、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近日欧加自由贸易协定等相继推出，再清楚 不过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其运行规则；为 了夺回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它们正结成新的“神圣同盟”，力图树立新规。这些“新规”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这对我国的
未来发展形成严峻的外部压力。 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动，清楚地表明了我国政府应对上述新变化的积极态度，展示了 中国政府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主动战略：一方面，我们将主动要求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各 项新规的谈判过程；另一方面，我们选择中国领土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域，尝试 TPP 等新 规中的合理规则，“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服务全国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同时也是我们应对国情变化的战略举措。 我们希望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通过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 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扩大开放， 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力争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具有国际水准 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营造 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争取在上海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 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使试验区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我 们试验使用“负面清单管理”、全面改革政府监管模式的重要平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 步推动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