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五 文章论苏轼作品的宇宙人生意识-3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白发一如青丝，时光匆匆不减英雄本色，一扫李白那“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愁绪，而这正是他“物我皆无尽”的人生至味和宇宙观。
苏轼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殷勤昨夜》)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浣溪沙·麻叶层层》)等等，同样显示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热爱。
元丰五年（1082）的一个秋夜，被贬于黄州的苏轼与几位客人泛舟长江，对月痛饮，归而作《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由长江的浩浩荡荡而无穷，不由联想到人生的匆匆忙忙而有尽。长江无拘无碍，奔流万里，人生多灾多难，举步维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一别都门?》)。
佛家有言：万念皆从心起。“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是苏轼从仕途风波和眼前大江得到的人生感悟。奔波竞逐在纷纷扰扰的名利场是非地中的众生，要获得这种哲理体悟已非易事，要真正做到更是谈何容易！
其实，宇宙与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厌求。东皇不拘束，肯为使君留。”(《临江仙·风水洞作》)。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又得浮生一日凉”、“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黄州寒食诗》)、“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浩叹，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儒家的这一立身处世的原则毕竟是苏轼的人生信念，何况他本是一位怀有拯世济民抱负的磊落志士，苦难和贬逐并没有冷却他心头的热血，他所向往的毕竟是积极有为的人生。
元丰五年三月，他在贬居黄州期间游蕲水清泉寺时，见寺前兰溪西流，坎坷困顿的他胸中豪情陡生，闪过灵感与哲思的电光石火。为那电光石火立此存照的，就是《浣溪纱·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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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自然的铁面无情的法则不可抗拒，所以诗歌史上多的是叹老嗟卑感时伤逝之曲，即以写水的词而言，晏殊《清平乐》说“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张抡《阮郎归》说“寒来暑往几时休？光阴逐水流。浮云身世两悠悠，何劳身外求”。人生的悲剧意识本无可厚非，但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音调，已经疲劳了人们的耳朵，因而，苏轼人生咏叹，不能不使“今之视昔”、“后之视今”者耳目为之一新。
三、人生实践彰显苏轼的宇宙、人生意识 (一)、处身顺境中的淡泊
元丰末年至元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如梦令·手种堂前桃李》)；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如梦令·手种堂前桃李》）。
元丰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可谓难能可贵。
(二)、身处逆境中的从容
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明显例子。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词乍一读来让人觉得蹊跷，非晴则雨，哪能随意更改？“归去”，“一蓑烟雨任平生”既然东坡已投身于江湖，也就不在乎宦途上是急风骤雨还是万里晴空了。原来，正是东坡超脱的心态淡化了自然的晴雨。他连晴都不盼望了，风又何惧，雨又何虑？
再看作者在《定风波》小序中写道：“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这“余独不觉”四字展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它迥异于太白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中不遇明主的愤慨；那 “天生我材必有用”中 “不被用”的埋怨。苏轼走出了这怨艾，把灵魂放纵于自然，走入心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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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淡泊。于是常人眼中满身泥淖的尴尬被释开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实际上，苏轼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
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骄·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东坡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险境中，苏轼洋溢出了最有底蕴的达观。尽管他时而哀怨凄婉，时而戚戚“傲然”，时而内心也翻起激烈的矛盾的波澜，发出“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喟叹，但好在最终达观排遣了郁闷，超脱取代了羁绊，成为他思想的主流，于是苏轼获得了人生哲理和文学艺术的双丰收。
早年的苏轼就是一个乐天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苏轼深谙这个道理，在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哪复计东西”、“往日崎岖犹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诗句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精神：往事是不必去过分怀念的，即使是怀念，也无非要鞭策自己奋发向前罢了。对未卜前途怀着无限的憧憬，这就是乐观。
在顺境中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尚且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而在逆境中仍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求外职到密州。但“烈士暮年”尚且“壮心不已”，更何况正处不惑之年的他呢？“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个“会”字，表达出“一定要”、“一定行”的决心和自信，这就是乐观。后来，他又因写诗“谤讪朝廷”，遭贬至黄州，在“亲朋无一字”的情况下，他虽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苦，似乎也想“乘风归去”，但随后又做出“何似在人间”的结论。能够勇敢面对惨淡的生活，这就是乐观。“丈夫为志，穷且益坚”。在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精神历程之后，他开始用平静的心态去观察人生。终于，他弄清了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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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永恒的辩证关系。一个能够超然面对生死的人，他又岂能不是一个乐观的人？
苏轼不是遗世独立的佛祖，他是一腔热血、七尺之躯的人间诗人，苏轼的豪壮、伟大不在于从未迷惑、彷徨，却在于勇于逆水行舟的信念与坚强。是不可泯灭的生活的热情、至死不渝的审美的追求，使那颗彷徨、惊恐的心灵摆脱沉郁而重获自由。于是他在江风山月间找到了永恒的美感，在苍天大地间找到了生命的本源，在勤于政务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纵然在“惟见幽人独往来”（《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嗟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的孤寂、凄凉的老年，苏轼尚能唱出“谁道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情壮志。
(三)、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
这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 、“ 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而建安作家王粲则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在《初到黄州》诗中写道：“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仍然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在任上，他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山路崎岖，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是“莫嫌荦坡石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写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当时岭南荒远，在这“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潮”的地方，苏轼不戚戚于个人的忧患，勤于政事至最后赦还，对海南仍有留恋“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相遥望。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即此一端，亦可见苏轼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苏轼时刻保持着对世界独特的新鲜感受，这份感受经过其厚重的生命底蕴的升华而形成对人生的领悟，从而让自己在喧嚣的尘世中真正做到心如止水，从容自若。这种生活，快乐而充实；这种人生，充满美感。苏轼一生便执著于这种美感。要执著于这种美感，必须学会超脱。苏轼能够超脱，在于他旷达胸襟。他曾经辉煌过，光彩照人；他曾经失意过，无人问津。巨大的反差很容易让人绝望，但苏轼没有。他以极其旷达的胸襟接纳了所有的大喜大悲，虽然也曾痛苦、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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