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明中期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局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大量的可供交易商品，商品市场初步形成。商品交易的巨大经济利润大大刺激了人民的经商意识，其中有经商头脑的便冒险入海与海外通商，并从中获利。时间一长，海商便成为具有一定武装的势力。当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后，正常的、公开的海外贸易之路便被阻断。为了维持自己在贸易中的利益，于是海商就背着禁令进行私下贸易。海禁下的私人海外贸易是不允许的，一旦被政府发现就以倭寇处置。被定性为寇的海商只能沦落海上，参与类似于倭寇抢劫活动；最终变成倭寇。
二、倭寇泛滥的原因
（一）日本统治者的支持是倭寇泛滥的直接原因
日本自从与明朝敌对后，就纵容、组织境内的商人、浪人、武士到中国劫掠，而劫掠得来的财物多用来满足日本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为了维护自身的不正当利益，在对倭寇的行为上，日本统治者多持以袒护态度。如对于朝鲜使者的问责，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仅以“九州海贼所为，日廷不与闻”[7]就敷衍了事。对于明政府的谴责，日本幕府也概之不理。例如明朝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遣杨载出使日本，条陈了日本倭寇在中国的卑劣行径：“闻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妻子，损害物命”[8] ，勒命日本停止倭寇的劫掠活动，朝贡中国。不料国书一到日本，当时的怀良亲王就当场下令斩杀明朝使者五人，扣押明主使杨载、吴文华两人；并于当年出兵劫掠山东等地，报复中国。
胡惟庸案发生后，明太祖致书日本将军怀良；要求根除倭寇，臣服中国。怀良竟口出狂言回答以：‘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9]。可见其嚣张程度。后来日本幕府虽有所收敛，参与了打击倭寇，但那只是作作形式。为的是借以取得明政府勘合贸易权，因而倭寇仍不时发生。由此可以说倭寇的泛滥与日本政府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二）海禁政策引发大规模倭寇是倭寇泛滥的根本原因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明朝罢除福建、浙江二市舶司，自此与日本的通商贸易断绝长达十三年。日本国小地狭，原本资源就不足，很多时候依靠于中国的输入。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致使中国商品输入日本之路阻断，中国商品在日本暴涨。为了谋求经济暴利，中国商人和海盗便与倭寇相勾结起来，亦商亦盗，兼行劫掠。明朝政府企图通过加强海禁，断绝一切海上贸易往来以维护沿海的安定，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要求海外贸易，沿海的私商大贾、家门巨室因利益驱使也不愿放弃原先的海上的贸易，至于广大的平民生计也多赖于此。因此这就导致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起之者众，私通不得，则掠夺随之”，海禁不但不能根绝倭患，反而使倭患更加严重。
（三）海防空虚，武备松弛，使倭寇有机可乘
明朝初年，明太祖命汤和沿海筑防，严加戒备，即使倭寇时有发生，但其活动范围和程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祸患。明宣德以后，明政府的军事重点已不在于东南地区，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海防有所放松，对东南海防建设的投入也日渐减少，导致东南海防日益废弛。其主要表现有：①缺员；卫所的缺员现象较多，平均仅为原先配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下，不及一半。其中虚位、老兵、残兵更不用说。②战船残破不修；出现“沿海战船皆弊败，十存一二”[10]的情况，“急则募渔船，并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船只，辄望风而逃”[11]。③兵器装备上，明军处于弱势，倭寇用的是日本刀、弓和乌铳，其中日本刀刚硬锋利，刀身长约一米四左右，其长度与重量大约是明军的两倍左右，用双手执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据史载：倭寇“战时用双刀，刀长五尺余，利可削铁，舞则上下四旁皆白，无间可击。”[12]。而明军配备的短单手刀，刀身只有部分钢制，单手使用。明军装备与倭寇的差距，致使明军在抗战争中伤亡巨大，进而产生了对倭寇的畏惧心理，作战能力更弱。这致使“寇掠则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13]于是倭寇横行，猖獗泛滥。
（四）政治黑暗，官场腐败
明中叶开始，明政府政治日趋腐败；明英宗、武宗昏庸无能，致使宦官王振、刘瑾相继专权，暴虐无道。明世宗嘉靖皇帝崇尚道教，曾“自十八年不视朝”，使得朝柄被奸臣严嵩
把持，权倾朝野，形成腐败集团，致使政治更加腐败。腐败的政治统治，大开了贪污之风，进而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人民起义抗争不断，而明政府纠集重兵忙于镇压农民起义，这就分散了抗倭的军事力量，沿海军队减少，使得倭寇劫掠有恃无恐，长驱直入。另外官场的腐败，上下不一，官吏相互倾轧，对抗倭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一味的局部自保，只会助长倭寇的侵略气焰，声东击西。官场的腐败还导致了官吏的腐化；贪官污吏为了私利竞相勾结，与倭寇通瀣一气，联合国内豪族大商打击、迫害倭将领；如浙江巡抚、提督朱执，曾在在任期间严厉推行海禁政策，他“练兵甲，严纠察，数寻舶监，渊薮破诛之”[14]，另“禁保甲，禁接济奸人”，“部署兵船，夜捣其（倭寇）巢”[15]。朱执派兵清剿了倭寇盘踞的月港，双屿，斩倭寇首领李光头等九十余人，使得泊屯设地的倭寇不敢再嚣张。朱执的所为大大打击倭寇的侵略气焰，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朱执的一系列打击海盗活动却触犯到了闽浙豪绅的利益，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极力诋毁朱执，最终使朱执“落职按问”，面对着闽浙势家在政治方面的迫害，朱执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去外国之盗易，去中国之寇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16]。可见明政府的政治腐败，官场的黑暗，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抗倭将领遭到打击，排挤。致使倭患屡禁无功，愈演愈烈。
（五）军队腐化，纪律涣散，将士素质低下
明朝的统一开创了长期的和平局面，到中后期时腐败滋生。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军队也日趋腐化，出现了“在倭寇初期之际，沿海卫所戍兵，已畏缩不可用。当事者调兵四方，并征及狼土兵”[17]。地方的军队失去战斗力后，明政府不得不从外地调兵来抗击倭寇，客兵战斗勇猛，起初还能取得一定的战绩；但是随着客兵人数的增加，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客军云集，时起私斗，往往贻误戎机；而狼土兵尤难驭制。为客地方，人民以倭患之外，又罹兵苦。其甚者，闹起哗变，戕杀官吏”[18]。明朝军队的腐化，将士的卑劣，不但没有在对抗倭寇中起到有效作用，反而给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造成社会更加的混乱，使倭寇有机可乘。
（六）倭寇组织严密是其得以泛滥的外加原因
倭寇虽然名为寇，但并非一般的山寇、海盗所能企及。倭寇除了具有优良的装备外，还有严密的组织。对于每一次的冦掠，大都是有计划的行动，他们有意避开明政府的军队，乘其不意，攻其不备。对于所要劫掠地方的地理状况也相当地熟悉，甚至比明军了解得还要详细。例如在军事组织上倭寇有“执白棋吹螺号整队而来”[19]。“贼每日鸡鸣起，蟠地而会食。食毕，寇酋据高坐，众皆听命。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20]。在人数上倭寇虽没有抗倭的明军多，但由于倭寇大多为亡命之徒，往往为劫掠财物而变得骁勇无比，且善于耍阴谋伎俩。“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相救援”[21]。另“贼掠官船，冒为夫皂军等，随官军门往素兴。击鼓开船，一路调守港水兵来迎；将落瓜桥，先有伏贼在村，船中贼数十登岸举旗。伏发，截杀水兵二百余人”[22]。由此可见倭寇非但不是一帮乌合之众，俨然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倭寇在组织、作战上的优势使其屡寇成功，一再而三，形成泛滥局面。
三、结语
倭寇的广泛来源，是导致倭寇泛滥的主要成因，也是造成抗倭患难见成效一大因素。其来源的广泛性，致使倭寇的人员得到源源不断地补充，力量日趋壮大，形成屡禁不止的局面。为单方面的抗倭而抗倭，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这必须要在政策上进行转变。明后期后统治阶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终于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政府放宽海禁，准许国内人民贩货于东西两洋，承认私人贸易的合法性。经济贸易的互通有无，使日本国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这就使得走私贸易和劫掠失去了原先的巨大经济利益，冒险的寇掠活动无利可图。而倭寇原先是在走私贸易和劫掠这两项活动中产生的，没有了这两项活动也就没有所谓的倭寇。贸易的正常发展，人民自然不会参与倭寇的行径，更不会沦为倭寇，而原先的倭寇组织也在正常的贸易影响下自行消散。“市通，则寇转为商”[23]，大批的倭寇转变为商人。加上明朝政府对倭寇打击力度的加强。如完善海防戍卫，加强军备。戚继光和俞大酋取得的抗倭决定性胜利，把倭寇清除殆尽。另外由于日本政府也在明后期颁布了“八幡船禁令”，限制国内人民出洋，断绝了倭寇来源于日本的这一链条。在国内外形势的共同影响下，倭寇最终销声匿迹，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