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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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大历本光头佬 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

摘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转折点。它作为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这场运动是谁领导的呢?这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分析五四运动期间参与的社会力量,明确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

关键词: 五四运动 社会力量 五四领导权

在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内,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源,一直受到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不管是在大陆、香港、台湾甚至是国外,都有不少学者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之多,车载斗量。成果之丰,尤为可观。然而不论是国内的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在观点上都不尽相同,有些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本文拟就在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方面陈述国内外学术界流行的五种观点,论述其科学性,并表达本文的学术观点倾向。

在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根据参与其中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四种观点:一、认为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二、认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三、认为是国民党领导的;四、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五、认为是自发的、无统一的领导。下面本文将一一论述评价。并借此论证五四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大陆的大部分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依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思想,坚持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五四的观点。他们认为,运动之初,有些群众对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不明确,在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依靠谁来取得斗争胜利的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就在这时,正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同志于5月16日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的论文,他指出:这次运动中,“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的对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对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因此,斗争的目标绝不仅是一个帝国主义和曹、章、陆等人,而是指向一切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

他们认为,五四运动中,共产主义分子不仅在思想政治上起了领导和指导的作用,而且在组织上也充分发挥了核心骨干的作用。他们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反帝反封建,影响了一大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在斗争中成了组织群众斗争的核心。

但是,本文认为,持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领导了五四运动观点的学者,主要的论据是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上为运动提供了指导,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了五四运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五四前夕,共产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思潮、一种流派,伴随着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一并传入中国,当时的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它的先进性、科学性。因而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达到深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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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地步,还不可能影响政治思想不成熟,激进的学生,更不用说知识水平较低的工人阶层和商人阶层。

过去,大陆学者也有不少认同无产阶级领导说,此观点存在不少偏颇之处。过去对工人罢工对运动的作用有很好的肯定,而对于商人罢市肯定不足。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是,本文认为,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还不是或者基本上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没有在运动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这里毛泽东显然只是说六三运动时,无产阶级“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没有“领导”了五四运动的意思。直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才从“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性最强,而且人数众多,理应可以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反抗国内外的敌人。然而,受到时代的局限,这时的无产阶级仍处于自在发展阶段,不能自为的组织政党,领导革命运动,所以无产阶级领导说也不成立。

台湾以及海外很多学者认为国民党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以他们的观点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巨大。这一点大陆的学者较少论述。台湾学者吴相湘认为“五四运动思想渊源是来自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周玉山在《孙中山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先生不但对学生注之以热情,且定之以方向,使他们有所依循”。黄季陆认为,国民党《星期评论》的创办,是将五四运动导向更正确的方向的努力。傅斯年认为,国民党创办的《建设》杂志,给五四运动以绝对的政治导向,德国学者哈纳指出,孙中山的党刊--《建设》,是五四运动的源流。不过,本文认为,国民党当时偏居广东,并没有对全局起过多大的作用,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中心前期在北京后期再上海。国民党在当时的影响力并不是非常大。显而易见,在思想上,三民主义并没有起到激发国人爱国热情,指导国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在组织上,国民党对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并无直接指挥,国民党对当时的运动形势的发展并无直接影响,可以说,将国民党归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这一说法过于牵强。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政治的开明化,对学术的限制逐渐放宽,资产阶级领导说开始出现并得到较多大陆学者的认同。这一理论原先在海外以及港台较为流行。此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的。资产阶级领导了五四时期的北京学生运动和上海罢工。这是20世纪20—40年代曾经占据主流的观点,经过40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提出。他们认为,北京的大学生,中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最初学生的学潮是源于学生最真实的爱国情感。他们还认为,上海的工人罢工以后商人的罢市也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的。上海的中华总商会对罢工的工人,罢市的商人给与巨大的支持。但是,本文认为,虽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于五四运动的贡献巨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五四的领导者。因为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许多社会力量参与了这场运动,单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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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望还不足与发动这场运动,而且,广大学生的游行示威,上海工人的罢工并不是他们指挥的,而是国难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所以,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当做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这一理论有些牵强。

最后一种理论是自发组织说,这种理论接受的范围最广,持此种观点的人最多。本文也支持此种观点。本文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一种社会力量领导的,它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领导。研究五四发生的详细过程我们会发现,从五四运动的发生、经过来看,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一直处于自发的状态。运动首先由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的,5月4日以后,成千上万的学生自觉地坚持长期游行、示威和上街演讲。有些学生还四处串联,请求商人、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这些活动都是在没有具体组织计划的指导下,完全由学生单独进行。5月4日—6月5日,是第一阶段,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学生。6月5日—6月28日是第二阶段,中心在上海,成为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爱国群众活动。第二阶段,商人罢市并没有什么势力强迫。同样的,工人罢工也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政治因素,因为每个人心中的爱国情感。这使得各个阶层的人步调一致,形成一个自发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同时,在五四运动中,中华民族在存亡危机面前,各种爱国力量汇聚迸发,这时五四运动突出表现为民族性和群众性。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说运动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国民党、亦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都难免流于片面。我觉得,五四运动时一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是中华民族在遭遇民族危机时体现的民族团结、齐心协力,是各股社会力量共同合作的结果。如果非要说出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什么,那么就是中国进步政治力量和爱国社会力量的联合,是中国社会的爱国统一战线。它的成员众多,彼此之间是团结一致的,是合作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管是早期共产主义分子,国民党,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像工会,商会,同业会,同乡会等社会组织,甚至是上海帮会,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着不同的表现。虽然这些社会力量看似互相独立,各不统属,但事实上却又互相扶持,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五四运动发展的促因。

总结归纳上述的论述分析,可以看出,五四的领导权归属于中国进步政治力量和爱国社会力量的联合,即爱国统一战线。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群众性爱国运动,更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精神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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