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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源头
湘江源头 秦汉之后，灵渠水道迅速成为湘江上游地区赴岭南的最重要交通线，人们对于这条道路及其临近的地理要素也认识更多。秦汉时期是地理知识集大成的年代，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人类开发的地域推进，由此也积累了更多的地理知识。由于水系与社会生产、生活关系比较密切，很为人们所重视，地理文献中对于水系的记载逐渐增多。早期的文献注重记载河流的源头，这也刚好给我们进行湘江源头研究提供了文献参考。 《汉书·地理志》第一次提出湘水上游在海洋河：“零陵，阳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后汉书·郡国志》提出湘江发源于阳朔山：“零陵阳朔山，湘水出”。北魏郦道元认为“阳海山”即“阳朔山”，两者指的是同一个地方[25]。顾祖禹在《读史方與纪要》中解释说：“海阳山，在(兴安)县南九十里，西南去灵川县九十里，??本名阳海山，俗曰海阳”[26]。据此可知，《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所说的湘江发源地，应该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内的海洋山附近。
《汉书》成书于东汉初年，此时距离灵渠修筑已经两百多年，跨岭南的交通早已以灵渠水路为主。若没有看到其他文献记载，著述者在认定湘江源头时，很容易指定为一条比较熟悉的水道。事实上，湘江上游的另一条水道灌江比海洋河更长，但是海洋河处在交通干道上，更容易被认定为源头，更不用说远在几百里外鲜为人知的潇水了。因此汉代成书的各种文献中，湘江的源头被指定为海洋河。 随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肯定了《汉书·地理志》中湘江发源海洋山的说法，而且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湘、漓二水同源的说法：“阳海山，即阳朔山也，??，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湘、漓同源，正是人们改造自然面貌的结果，与灵渠的修筑有关。灵渠水道不仅沟通了湘江和漓水，改变了跨岭交通格局，而且也从另一方面形成和强化了人们关于湘江发源于海洋山的错误认识。
自《水经注》提出湘、漓同源，共同发源于海洋山以后，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方舆胜览》，明代的《读史方舆纪要》和清代的《大清一统志》等古代地理典籍，对于湘江的源头，均采用了与《水经注》几乎完全一致的说法。于是，由于秦代以后入岭南交通以灵渠水道为主，湘江、漓江同源于今广西境内的海洋山，成为一种经典说法，一直流传到今天，从来没有人对此质疑过。
其实，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是正确地记载了湘江源头的所在地。可惜，这种正确的认识并没有引起重视，也未能为汉代之后学者所沿袭。历史上为《山海经》做注的学者很多，著名的有郭璞、郝懿行、袁珂、吴任臣等。但他们深受灵渠交通格局的影响，在谈到湘水源头时，竟然都不顾《山海经》的原意，径直采用了《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说法，将“西环之”水，硬是比附为“阳海山”附近的“海洋河”。
先秦时期，湘江上游存在两条主要的跨岭交通路线，一条为潇贺古道，溯潇水而上，跨越桂岭，再沿贺水而下至岭南；另一条为越城岭道，溯海洋河而上，翻过越城岭，再沿漓水至桂林。潇贺古道由于航运条件更好、分水岭段陆路更平坦，是跨越南岭的主要交通线路。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正确记载了湘江源头是潇贺古道所在的潇水。
灵渠的修筑改变了湘江上游湘、桂间交通格局，也改变了人们对湘江源头的认知。秦代为平南越而修筑灵渠，导致灵渠水路成为跨南岭最重要的交通线。汉代以后，人们错误的认为湘江源头在灵渠附近的海洋河，并且历代沿袭。
湘江上游地域开发和交通格局的变化影响了湘江源头的认知，同时湘江源头的认知过程也反映了区域交通格局的变化过程。放眼中国古代对其他河流的认识，可发现历史上对长江源头、黄河源头、嘉陵江源头等的认知过程，也都存在随地域开发和交通格局变化而逐步认
知的过程。对于江河源流的认知与地域开发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