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第十讲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给日本使节留下了深刻印象。7世纪初，圣德太子仿效中国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推行了“推古朝改革”。革新初见成效，使日本国统治者更坚定了移植中国文化的信心。唐帝国建立后，政制的完备、军事的强盛、文化的发达都呈现出罕有的壮观，日本国统治者对唐文化敬慕万分，公元623年，自唐回国的留学僧惠齐、惠光等人上奏朝廷云：“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200多年中，日本共任命遣唐使18次。在返日的留唐学生的策动下，公元645年，日本发生著名的大化革新。正如明治维新以“西洋化”为最高理想一样，大化革新是以“中华化”亦即唐化为最高理想。新政所推行的班田制与租庸调制以及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718年，元正天皇制定了《养老律令》，律令规定的官制、兵制、田制、税制、学制等几乎都是唐制的翻版。日本学者木官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指出：“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制，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公元701年，日本国皇都迁移到奈良，奈良的建造，完全模仿唐长安城样式。在奈良朝约80年间，遣唐使达于全盛。使团组织庞大，团员常多达五六百人。使团中除大使、副使外，包括留学生、留学僧和各种技术人才，他们“虚至实归”，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盛唐文化引入日本。日本的律令大体上采用唐律，只不过根据日本国情稍加斟酌损益。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祭祀孔子的释奠之礼也越来越隆重。日本佛教以中国为母国，唐有什么佛教宗派，日本佛教便有相应的宗派。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被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历法沿用唐历，唐朝制订的新历，日本原封不动地加以采用。日本社会各阶层也深受唐文化浸染，他们呤哦唐诗，雅好唐乐，发展“唐绘”（即中国风格的绘画），行唐礼（“不论
男女，一准唐礼”），服唐服（“其妇女则下至侍婢，裳非齐纨不服，衣非越绫不裁”），食唐式点心（“唐果子”），用唐式餐具（“具物用汉法”）。中国文化的大规模输入，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明的长足进步。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往亦溯源久远。还在古朝鲜时期（前5世纪一前l世纪中叶），儒学与汉字便输入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时期（前1世纪中叶-7世纪中叶），朝鲜三国从不同渠道大规模吸纳中国文化：高句丽从陆路传入儒教，以汉儒的典章制度为重点；百济从海路传入中国南方文化，吸收了六朝的多样性学术思想；新罗则是经过高句丽、百济间接地吸收中国文化。
追至唐代，高句丽、百济、新罗积极向唐遣送留学生，入国学学习中国文化。新罗统一朝鲜后，更以唐制为立国轨范。中央仿唐尚书省设执事省，综理国政，下设位和府（掌人事）、仓郡（掌租税）、礼部（掌教育乐礼）、兵部掌兵马）、左右理方府（掌律令）、例作府（掌工事），一如唐尚书省的六部。此外，又仿唐的内侍省置内省，仿唐的御史台置司正府。在学制上，新罗亦仿唐置国学，设儒学科和技术科。公元747年（景德王六年），国学改为大学监。大学设博士助教若干人，讲授儒学和算学。儒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和《文选》内选修。算学以中国《缀经》、《三开》、《九章》、《六章》为教材。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学成回国的一次就有105人。这些“登唐科、语唐音”的留学生回国后，广为传播儒学文化，诚如唐人皇甫冉诗咏：“还将大戴礼，方外授诸生。”唐玄宗曾赐新罗王诗：“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可见儒家思想对新罗文化有较深入的浸润。新罗民俗也广为沾溉中华文化风采。真德女王时，采用中国章服之制，“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三国史记》卷23，《杂志》第2）。此外，新罗的姓氏制
度与民间节日，都具有浓重的中国文化痕迹。新罗时期的佛教，更在中国佛教的直接影响下展开。
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汉字）、思想意识（儒教、佛教）、社会组织（律令制度）、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上联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圈被西方的强大影响和东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打破，但其文化轨迹却长期存在，至今不灭。
强盛、深厚的中国文化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格蜀，而且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技术成果。马克思精辟地论述道：”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遗憾的是，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经济发展的停滞，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未能在本土产生革命性的社会效应，而是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中国科技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的生长，阿拉伯炼丹术又影响了欧洲炼丹术，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中国炼丹术的世界意义：“中国炼丹术的基本思想，经印度、
波斯、阿拉伯和伊斯兰教西班牙向西推进的结果，传遍了整个欧洲。葛洪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术语，在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普遍地被这些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如果我们承认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那么中国炼丹术原有的理论，便可看做制药化学最早的规范。”
在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中，最早在中国创立的十进位记数法直接推动印度数学产生了位值制数码（即现代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的前身）。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明确肯定了这一点。
精美的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15世纪后半期，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意大利威尼斯，为欧洲造瓷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其影响播及至今。欧洲学者乔治·萨维奇在1977年版《英国大百科全书》中指出：“陶瓷在全世界，再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而中国瓷器对于欧洲后期的陶瓷的影响至今还是很深的。”美国学者德克，海德也说：“虽然从此以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生产了大量的瓷器，但是，在瓷器之乡以外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过什么工艺品可以跟中国陶瓷工最出色的制品相媲美。”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英语中被称为“China”（“China”在英语中又是瓷器、陶瓷的意思。）
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其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对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文学在国外影响比较广泛。《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获得外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德国文豪歌德在谈到中国文学时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黑格尔则认为：中国诗词可以“比较欧罗巴文学里最好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