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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元之须，归祭其父。父冤既白，归益肆力于学；十三经，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父遗命以刘宗周为师，乃从之游。又约吴越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排陶奭龄援儒入释之说。弟宗炎少宗羲六岁，宗会少宗羲八岁，并负异才，宗羲亲教之，有“浙东三黄”之目。崇祯十一年时年二十九，中官复用事，逆党共冀复起，南都太学诸生以阮大铖观望南中，必生他变，作“南都防乱揭”，被难诸家共议署名，推宗羲为首，大铖衔之。清顺治元年时年三十五，明福王立南京，大铖骤起，思报旧怨，然不久国亡。清师至浙东，刘宗周死节，鲁王监国，孙嘉绩、熊汝霖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宗羲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请以布衣参军事，不许，授职方郎，寻改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时年三十六。江上军溃，宗羲走入四明山，结山寨自固。山民畏祸，突焚其寨。宗羲归而迹捕之檄累下，奉母避居化安山中时年三十七。顺治六年时年四十，闻鲁王在海上，乃赴之。时熊汝霖等已死，宗羲失兵无援，与吴钟峦坐舟中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时清廷下诏：凡前明遗孽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恐母罹罪，陈情鲁王，变姓名归。自是东迁西徙，无宁居，而浙中当事，得名籍与海上相涉者，即行搜捕；宗羲窜匿草莽，屡濒于危。其后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故里，毕力于著述，而宗羲已年四十七矣。此后四方请业之士渐至。康熙六年时宗羲年五十八，讲学于证人书院，以申刘宗周之说。次年之鄞，与诸子大会于广济桥，又会于延庆寺，亦以“证人”名之。康熙十七年时宗羲年六十九，诏征博学鸿儒，叶方蔼欲荐宗羲，宗羲辞。十九年时宗羲年七十一，徐元文监修《明史》，荐宗羲，复以母老己病辞。乃诏取所著书关史事者，宣付史馆。宗羲虽老病，史局大案必咨之。宗羲享年甚永，故其成就亦巨，然中年以前，叠遭患难；三十五岁至四十七岁之间，奔走国难，尤无余暇，虽未尝辍学，而造诣不深。盖其成就，皆在四十七岁以后云。所著有《易学象数论》、《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律吕新义》、《南雷文定》等书，约数十种。
二宗羲对于明代理学之态度
宗羲早年师事刘宗周，宗周为明季理学大师，故宗羲间亦颇言性理。惟以修德为心学之本，以慎独为人德之要，意在实践，不喜空疏。与晚明学风，已大不类。且本宗周“意为心之所存”之说，论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非见《南雷文案·答董吴仲论学书》。又其《孟子师说》中于《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于《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对于阳明虽始终不加攻击，然于其末流之弊，则亦显言不讳，盖阳明之诤子也。且阳明不尚读书，而宗羲尊闻好博，对明人之空疏，深致不满，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游谈。”钱宝甫《黄宗羲传》引又其论当时理学之流风曰：“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南雷文定留别海昌同学序》此种论调，最能传理学极弊，与学者堕落之气象，《南雷集》中，所在多有。然则宗羲在清代学术，虽非经学正宗，而其攻击空疏，提倡读书之论，于晚明风气之转捩，实亦大有力为。
三宗羲之史学
宗羲教人多读书，然则读书之程序当如何?其言曰：“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清史·黄宗羲传》盖宗羲史学家也，故其言史之重要若此。宗羲生
平之成就，重在史学，其《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记学术之沿革，为中国有学术史之始宗羲又欲辑《宋史》未就，存《丛目补遗》二卷；又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皆鸿业也。清初设馆纂修《明史》，宗羲虽不参修，然史局大案，则必咨询。且《明史稿》出于万斯同，斯同之学，出于宗羲，故清代之史学大家，宗羲其第一人也。宗羲关于史学之著作颇多，即其生平为文，亦饶有史学兴趣；故《南雷集》中，传，状，碑，志之文居多，明季遗民，皆资考见焉。其言曰：“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南雷文定凡例》此盖纯然史学家之眼光也。不独为文如此，其选文也，亦以史学眼光定去取，而不津津主于修辞。于自来选文之书，如《昭明文选》等之专主修辞，颇不满意；其言曰：“前代古文之选，《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为最著；《文选》主于修辞，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者也。《文粹》掇菁撷华，亦《选》之鼓吹广?．”《明文案序上》故其选《明文海》也，搜罗二千余家，典章人物，一代渊薮，与《明史》可相参证；盖本诸史学见地也。《明史》与前代体例不同之显明者，即不立《道学传》，其最初有力之建议人，即宗羲也；其言曰：
夫十七史以来，止有《儒林》；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以“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以处夫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诸子，道德以视孔子，则犹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正，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道学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犹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为名乎?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门，止为周、程、张、朱而设，以门人附之。程氏门人，朱子最取吕与叔，以为高于诸公；朱氏门人，以蔡西山为第一，皆不与焉。其错乱乖谬无所折中可知。圣朝秉笔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师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窃谓：“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南雷文定移史馆请不宜立理学传书》
综合宗羲之论点有二：一史迁以降，只有《儒林》而无《道学》；二道学以道为学，不能成名。以吾人今日眼光论之，周、程、朱之学，本与孔孟不同，自不能以史迁之例，以律《宋史》；治周、程、朱之宇宙观，多导源于道家，则道学一名，在后世适足以表现宋学之精神。且在当世，道学已成流行之名词，《元史》别为立传，虽系立异，然实非过举也。明代学术与宋代又甚不同，《明史》之宜立《道学》与否，乃属别一问题，姑不置论，惟宗羲直不承认道学，未免过信大一统之义矣。虽然，当道学成为时尚之时，直不承认其名，实与“自附所谓道学者”以莫大之打击，与顾炎武“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之言，颇具同一价值焉。
四宗羲致用之思想与象数之学
清初大儒，多讲致用，盖当鼎革之交，学者抱遗民之痛，时怀恢复之心；又以明季丧乱，由于政事不讲，于是考究致用之术，欲以为一旦之用也。宗羲史学家也，故言之尤辩，其《明夷待访录》一书，论兵，论财，论取士，论田制，皆有特识，而《原君》《原法》二篇，尤具卓见。其《原君篇》曰：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后
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而小儒规规焉，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其《原法篇》曰：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此种议论，在今日国家思想，与法治观念明晓之时，已为人人所共知，然当二百余年以前，则不得不推为杰出之思想。且在清初嫉视汉族之时，于专制淫威之下，为此革命之论，非天下之大勇，焉敢出此?宗羲诚不愧为豪杰之士矣!宗羲又精于象数之学，于自来象数之说，皆能洞晓其始末，而得其瑕疵之所在；著《易学象数论》专考象数之说，力辨方士道家之窜乱传会，而于朱熹之提倡图书，尤致不满之意。其言曰：
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 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则于《易》之本义反晦矣。《汉书儒林传》孔子六传至苗州田何，《易》道大兴，吾不知田何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一时《易》说入于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落元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庵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宫，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若直等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 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夫所谓穿凿者，必其与圣经不合者也，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不可谓之穿凿也。《河图洛书》，欧阳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与汉儒异趣，不特不见于经，亦不见于传。先天之方位，明与“出震齐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于经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经文所有，顾可谓之不穿凿乎?晦翁云：“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易学象数论序》
凡此所论，皆足与胡渭之说相发明，《易图明辨》尝备引之。故宗羲在清初亦富于怀疑学者之一也。宗羲又究心天算之学，著有《大统法辨》等八种。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
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梨洲先生神道碑》其他如《律吕新义》开乐律研究之端绪，《授书随笔》，答阎若璩《尚书古文》之问，其学问之闳大，在清初鲜有几及者，而其精神之卓荦，尤为足称云。
五万斯同
宗羲门人最著者，曰万斯同，清初之史学大家也。斯同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明户部郎泰第八子也。明季鼎革之交，父洋砥砺名节，避仇匿影，以故家道中落，无暇计及课子，是以斯同年逾十岁，尚未人塾；然斯同资性颖悟，居常问字于诸兄，熟经于默识，斐然潜有文笔矣。少不驯，父欲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顽，闭之空室中。斯同窃视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读之甚喜，数日而毕。又见有经学诸传，皆尽之。既出，因时时从诸兄后，听其议论。一日伯兄斯年家课，斯同欲与焉，伯兄笑曰：“汝何知”?斯同曰：“观诸兄所造，亦易与耳”!伯兄骤闻而[马戒]之，曰：“然则，吾将试汝。”因杂出经义目试之，汗漫千言，俄顷而就。伯兄大惊，持之而泣以告其父，曰：“几失吾弟”!父亦愕然曰：“几失吾子”!是日始为斯同新衣履，送入塾读书此事见全祖望《鲒埼亭集》，《万贞文先生传》。逾年，随兄斯大请业于黄宗羲，称高足焉。康熙十七年，被荐博学鸿儒，力辞得免。明年，修《明史》，徐元文为总裁，欲荐斯同入史局，斯同复辞；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乃延至其家，以刊修委之。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斯同复审，斯同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元文罢，继之者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皆延之。乾隆初，刊定《明史》，乃依据王鸿绪稿本而增损之，鸿绪稿本，实出诸斯同手者也。在京师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尝主讲会，每月两三会，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斯同生平无他嗜好，侵晨达夜惟有读书之一事。博闻强记，于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能详述其曲折终始；而于两汉以降数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处，洞然靡不详悉：其对于史学兴趣之浓如此。尝论官家设局分修史书之失曰：
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匿浥；继而知其畜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唯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
我国官家分修史书之弊，实如斯同所云“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是以列朝正史，率袭前史之体例，为形式之组织，殊鲜独到之创造，且割裂杂乱，无精审之系统也。斯同以明代遗民，关怀祖国，出而身任复校之责，欲以任故国之史报故国。善乎郑山公之言曰：“天生季野，关系明朝一代之人也。”斯同又尝自抒其修史之意见曰：
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则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历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