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费孝通的“模式”思想综述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研究各种发展模式时，不能忘记它们只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我们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费孝通，1999d，210）
纵观费孝通“模式”思想的演进，这是一个“螺旋式”的认识发展过程。在第一阶段，费孝通从小城镇问题入手，从苏南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特殊工业化道路中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相对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独特性。此时费孝通关注的重心在于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的一般性问题：解决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小城镇等等，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苏南的特殊发展道路与这些一般性问题之间存在着差异。（费孝通，1999b，603）在第二阶段，在接触到温州模式、耿车模式之后，费孝通意识到各地发展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路子存在着特殊性，各地发展要从自身条件出发。这一阶段费孝通强调的是通过比较认识不同发展路子的特殊性以及各地实际条件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的问题，还只能在经验层次解释。也就是说，虽然费孝通此时也认识到模式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点，也存在着不同点，甚至提出了评价模式的标准问题，（费孝通，1999b，536~537）但共性与个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没有统一起来。在第三阶段，费孝通从珠江等地抓住香港经济扩散机遇认识到每一种模式本身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发展的，要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选择发展路子，更要创造条件。如何创造条件？就是在模式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扬长避短。这一阶段费孝通将“模式”的本质规定为“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这里的“同一问题”也就是将剩余劳动力转换为生产力的问题。从这一高度才实现了一般与具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辨证统一，并以此将他的“模式”思想与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问题在逻辑上统一起来。
三、比较的方法
乍看之下，“苏南模式”与苏南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似乎很简单：理论
来自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因此长时期里人们关注的是如何结合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苏南模式”的内涵与本质特征进行阐发，回答“什么是‘苏南模式’”的问题。但是正是根据这一逻辑，90年代中期以来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势头的减弱，使人们对传统的观点产生了怀疑，甚至以此怀疑“苏南模式”的合法性。尽管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苏南模式”理论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的
5
联系，至少人们可以看出一点“破绽”：原有的“苏南模式”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指导解决当前苏南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甚至还对当前的困境有“始作俑者”的嫌疑。
费孝通先生的“模式”思想表明，对于任何一种模式的本质问题，必须要从
“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的高度来把握，要做到这一点，根本的办法是跳出某一种具体模式的框框，运用比较的方法。而费孝通“模式”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与运用比较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
（一）、“模式”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打上了“比较”方法的烙印，这是“模式”
从根本上不同于“样板”之处。
费孝通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不是从概念而是从活生生的创新性实践出发来
研究问题。作为“模式”研究出发点的是小城镇问题。“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它。”（费孝通，1999a，198）“任何事物一旦产生了理论概括，便容易使人忽视事物内部之间的性质差异，只从总体概念上去接受这一事物。小城镇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笼统的概念出发，就会把所有的小城镇看成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而忽视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因此，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应当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入手，对这一总体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小城镇进行分类。”（费孝通，1999a，199）分类是比较方法的逻辑起点。以此为方法，费孝通发现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不是农副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费孝通，1999a，211）。由此，费孝通抓住了“模式”研究的第一点“蛛丝马迹”。
费孝通提出“苏南模式”的概念也是以比较方法为基础的。这包括两方面：
一是苏、锡、常、通四市通过比较得出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一是苏南与苏北、苏中通过比较得出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苏、锡、常、通经济发展的共同性不仅表现在当时走在江苏、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更体现在发展条件、方式与面临的问题上：四市发展的路子都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小城镇的兴盛，都是靠大上海的经济辐射，劳动力流动都具有“离土不离乡”的兼业流动性质，等等。另一方面，苏南与苏北、苏中经济发展的差异也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量的差距上，更是体现在发展条件与方式的不同上。“由于起步迟，乡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基础较差。??这种历史条件和乡镇工业起步早的苏南就有所不同。??苏北乡镇工
6
业起步迟，联产责任制落实得早，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我们很想知道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费孝通，1999a，406）“怎样发展工业和发展什么工业是当前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所以它所走的道路不可能重复苏南早期所走过的路，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费孝通，1999a，420）
由此可见，“模式”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打上了“比较”方法的烙印，这是“模
式”从根本上不同于“样板”之处。但是，这时的费孝通还没有将“模式”定位为具体的发展路子问题，还仅仅是立足于“苏南模式”的比较，因此也就不能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般道路问题与苏南发展路子的具体问题自觉地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孤立的“苏南模式”的确存在被当作“样板”而独尊的可能性。
（二）“因地制宜，多种模式”说明比较方法是“模式”思想的内在组成部
分。
接触到“温州模式”之后，费孝通意识到原来认为“苏南的今天就是其它地
区的明天”想法忽略了发展的一般道路与具体道路之间的区别，是“不全面的”（费孝通，1999c，51），提出了“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思想，从而将比较的方法推进为“模式”之间比较的层次，进一步将比较方法与模式理论结合了起来。“中国农村有各种不同的模式。??于是，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点’的横向比较上。”（费孝通，1999b，342）“农民自己搞工业，不同的地方，由于条件和基础不一，会有很多不同的办法。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条件不同，农民要富起来，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创造很多不同的模式。”（费孝通，1999b，344）
在对“温州模式”进行调查过程中，费孝通自觉地意识到比较方法的重要性。
“比较是科学认识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行前，脑子里带着的是一套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到了温州，我就试图寻求两地的异同，从而在具体的比较中去认识这一地区的发展特色。”（费孝通，1999b，452）通过比较两种模式的异同，费孝通不仅对“温州模式”的特色有了了解，而且对“苏南模式”的性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费孝通，1999b，466）可见此时的比较已经不再是立足于某一种模式的比较了，而成为独立于具体模式的普遍的方法。也正是由此费孝通才产生了明确的“模式”定义：“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才提出了评价“模式”的标准问题。对“耿车模式”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使“多种模式”的原则得到了确认，避免了“两分法”的理解。
7
“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与比较方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此时比较方法已
经成为费孝通“模式”思想自觉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费孝通此时强调的是“模式”之间的“异”，强调的是各地要从自身实际条件出发来选择发展道路，对每一种模式内在的变化和模式之间的互动关注不够，因此，每一种模式的存在具有经验的先在性。也就是说，此时“模式”在逻辑上是先于比较而存在的，是比较的前提假设，这样比较方法这把“手术刀”还只能停留在认识模式之间的异同层次，还不能自如地深入到模式本质层次。这就可能导致认识上的“故步自封”。
（三）“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思想体现了“模式”理论与比较方法的辨
证统一。
所谓“随势应变，不失时机”，就是各种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根据形势的
改变而抓住时机创新发展。这里存在两个比较：一是现状与历史的比较，一是不同模式发展之间的比较，这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时的比较已经不再是从具体模式的个性出发的了，而是具体模式的共性层面的比较。这个共性就是将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劳动力这个关键问题。不管哪一个模式，都不能说已经充分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因此，模式的比较的根本目的，就不是停留在模式之间的“异”（个性）的层面，而是通过把握“异”背后“同”（共性）。“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是有利于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但也必须防止偏重于各模式之‘异’，而忽视其所‘同’。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的前进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概括起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劳动力、资金、原料、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条件，它们的来源可以不同，办法可以各异，但缺一不可。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共同的关键问题，但转换的办法有所不同。”（费孝通，1999d，308）这样，比较方法的前提就是一个共同的问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是各种特殊的模式，比较方法真正彻底地与“模式”理论结合起来，并使整个“模式”理论获得一种开放发展可能，赋予了每个模式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的逻辑合理性。
现在看来，“理论来自于实践又起指导实践的反作用”并没有错。“客观发生
的历史事实使我产生了‘模式’这个概念。新概念的形成反映着客观实际的变化，是实践的产物，同时又成为认识工具，帮助进一步认识新生事物和促进实践变革。”（费孝通，1999e，205）但是，这里的“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不能局限于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