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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记”所说京城初学得冶铁之技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990年左右。因此在这个时代，是不应该有“冶铁之技”的。这篇古文只说“（求之以）粗铁之器”，实在是想跳过这个细节，不确切地说明铁器的材质。粗铁在冶铁工艺中算作什么铁，我也说不清，大致说成是劣质的铁块吧。即使如此，要用这样的粗铁来做农具或民用，也实在不可能，因为这时的铁器（即使是劣质的）也不可能量产来做农具。
但是我又不可能在这篇文字中说京城氏用铜器来提高了愚公的工效。因为那个时代，铜是很珍贵的资源，有来做农具挖山，大谬。
所以这里说“京城初习得冶铁之术以归”，其实是假的。 2. 推车 ========
京城初还学了一项技术，是“制车”。这里所说的车，当然不是战车，如果是战车，那对愚公挖山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京城初学得的当是某种“人力车”或“畜力车”的制作工艺，例如推车或牛车。那个时代象马车、牛车这样的东西，是贵族或仕官的座乘，如果说它用来运土，得笑死Ｎ多人。所以更进一步地推论是，京城初所学的能用于愚公移山的“车”，是一种（人力的）推车。
这就麻烦了，推车这个东西，在京城初所在的时代，被发明出来了吗？
如果是“车”就比较好回答，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而且还发展出了专司制车的官职（叫车正），但形制上是独辕车，到了战国时代，才发展
出双辕的车。车的样式呢，则主要是两轮的，少有四轮的。畜力方面，在夏商之前最多是三匹牛马，周朝后有四~六匹牛马拉的车。
但推车呢？这个历史上也考证过，独轮推车出现在西汉（而且独轮车是中国传到外国的一项先进技术）。独轮车的问题在于制作简单，但操作复杂，一般人是不会用的。所以它出现的比较晚，后世学者推论，诸葛亮所制的“木牛（流马）”，就是一种特殊的独轮车。所以直到三国时期，独轮车的制作与使用，仍然是一件“技术活”。
（单辕双轮战车(驷)）
（独轮车）
而自夏商至春秋，战车大多是双轮。所以后来秦始皇要“车同辙”，就是要求这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一样。既然双轮的战车很早就有了，那么双轮的推车会不会早于独轮车而出现呢？是的，距古书的记载，早在夏朝晚期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制造有辐车轮的轻便两轮车，但是这个时期的两轮车是用人力牵引，而不是推的。商时称之为“胡奴车”，周代叫“辎车”，秦时称为“辇”。在秦、汉之后则一般用来特指君王、后的所乘的车。
两轮车有了，但初时是用来拉的（你看“辇”这个字，就是两人拉车），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有用一个人来推的两轮车，就没得考证了。而我们在“愚公移山记”里说京城初学得的制车之技，就应归为这种两轮车（万不能变成了独轮）。然而是推还是拉，则不重要了。
关于这个细节，在本书第二章的四格漫画中就有表现。我当时写漫画脚本时就写着“双轮推车”，等到明明、丘宝画的时候也一再叮嘱，一定是“双轮推车”。所以我手边就有了下面这两个版本的“双轮推车”——最终使用的是丘宝版本的漫画，所以大家只得看到第二种。:)
（版本一）
（版本二）
3. 茶、马与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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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原始商业交易是需求市场的一种表现。简单的说，是有需求就有市场。如果考究一下早期社会的资源分布，就会发现，如果一个地方缺乏某种资源，那么就不会建立起依赖这种资源的经济或文化。
虽然不会有这种文化，但并不会消除掉这种市场需求。相反，他们会把这些资源当成稀缺商品，既稀缺则必然价贵。用在“贱买贵卖”的基本商业法则上，就变成了：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某种资源，则必然存在这种资源的市场；反过来，如果富余某种资源，则必然成为这种资源的产地。
基本的商业法则就是这样。而“愚公移山记”中的端木氏营商，有没有违反这些规则呢？换言之，就是三个问题：
端木氏“闻齐东有海盐之市”是真的吗？
端木氏从晋南拿“茶、布”，能到齐东去买好价钱，然后换回海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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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氏真的能做粗铁换茶、南茶北马的生意吗？
这只要看看这些地方的资源情况，就可以有答案了。
“齐东”是指今天的山东东部。山东又叫齐鲁之地、渤海之滨，所以愚公填土石于渤海，京城游学于鲁国，和端木去齐东经营走的是同一条路，至多是远近不同而已。因此呢，说智叟命长子“荷担而从”，以及京城氏命子“随焉”，都是可行的。齐国的范围，大概包括今天山东省偏北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