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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有许多缺陷,或者说,竞争的内涵已经在发生变化。企业为了实现持续创新,应当与供应商和用户等利益相关者,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完全可以寻求和睦相处的共同点,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与开拓市场,共同分担风险,分享利益。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实行合并和战略联盟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就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种管理新思维。 5.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学会运用品牌战略。

WTO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而言,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和意识还相当薄弱,因而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加强学习逐步掌握这一武器。一方面,在企业内部进行适当的管理战略调整,培育和奖励员工的创新精神,创造有利于技术发明的法规环境,加强对技术及技术贸易的管理,千方百计地促进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在企业外部与国际社会积极进行适当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技术援助与支持。

====现代企业管理新潮流 —— CIS革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竞争已经从单一产品的价格战、质量战、品牌战,逐步演变为目前的企业综合形象战。CIS作为近年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新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已被许多著名企业导入与应用,并在日趋激烈的商战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意为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它是将企业经营观念与精神文化,运用整体传达系统,传达给企业周围的公众或者团体,反映企业的自我认识和公众对企业的外部认识,以产生一致的认同感与价值观。它由企业理念识别(MI)、行为识别(BI)以及视觉识别(VI) 三个有机整合运作的子系统构成。它通过确立符合企业实际且富有个性化的经营理念,策划设计体现企业理念的行为规范、活动体系以及具有冲击力的视觉识别体系,以逐步建立、形成与优化企业的综合形象。CIS作为一种现代企业战略,具有前瞻性、有效性及系统性特征,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中的一场革命。

2003年-2006年间、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及其团队四次拜会参访南怀瑾先生,本书收入了南怀瑾先生与彼得·圣吉等人的访谈对话记录。内容涉及禅宗的修持方法,以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问答之间,思想深邃,充满睿智,发人深省。这组颇有深度的跨文化对谈,也凸显了东西文化汇流的趋势。 南怀瑾先生关心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大业,一生致力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以望九高龄,仍奔走各地,建立学堂,讲解传授,为弘扬、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尽心尽力,其成就贡献,举世称誉;其执著精神,感人至深。

近几年来,彼得·圣吉开始接触中国的儒、道、佛思想,并且多次拜访南怀谨先生。二○○三年至二○○六年间,彼得·圣吉及其团队四次拜会参议南怀谨先生,本书收入的正是南怀瑾先生与彼得·圣吉等人的访谈对话记录。内容涉及禅宗的修持方法,以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问答之间,思想深邃,充满睿智,发人深省。这组颇有深度的跨文化对谈,也凸显了东西文化汇流的趋势。

作者简介

南怀瑾先生1918年诞生于浙江温州乐清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后赴台湾执教,执教于台湾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又远赴欧美国、欧洲等地,考察讲学。门生弟子遍天下。先生长期精研国学,读书数十万卷,于佛、道、佛皆有精深造诣,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诸学,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理解,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堪称一代宗师,在中西文化界有巨大声望。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

第一项修炼:自我超越( Personal Mastery )

第二项修炼:改善心智模式( Improving Mental Models ) 第三项修炼:建立共同愿景( Building Shared Vision ) 第四项修炼:团队学习( Team Learning ) 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 Systems Thinking ) 五项修炼的整合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的五项修炼实际上是改善个人与组织的思维模式,使组织朝向学习型组织迈进的五项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是紧密相关、缺一不可的。这五项修炼是:

第一项修炼:自我超越( Personal Mastery )

“自我超越”的修炼是学习不断厘清并加深个人的真正愿望,集中精力,培养耐心,并客观地观察现实的过程。它是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基础。精通“自我超越”的人,能够不断实现他们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就如同艺术家对于艺术一样,全心投入、锲而不舍,并不断追求超越自我。有了这种精神动力,个人的学习就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项目,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而组织学习根植于个人对于学习的意愿与能力,也会不断学习。

第二项修炼:改善心智模式( Improving Mental Models )

“改善心智模式”的修炼是把镜子转向自己,发掘自己内心世界深处的秘密,并客观地审视,借以改善自身的心智模式,更利于自己深入地学习。壳牌石油公司之所以能成功地度过七、八十年代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并成长为全球首强,主要得益于学习如何显现管理者的心智模式,并加以改善。

第三项修炼:建立共同愿景( Building Shared Vision )

2500年前,孙子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就讲到“五事七计”首要的因素就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故“上下同欲者胜”。千百年来,组织中的人们一直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上下同欲”枣即建立共同的愿望、理想、远景或目标(愿景)。惟有有了衷心渴望实现的共同目标,大家才会发自内心地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追求卓越,从而使组织欣欣向荣。否则,一个缺乏共同愿景的组织必定人心涣散,相互掣肘,难成大器。

共同的愿景常以一位伟大的领袖为中心,或激发自一件共同的危机。但是,很多组织缺乏将个人愿景整合为共同愿景的修炼。

第四项修炼:团队学习( Team Learning )

团队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方法,现在正风靡一时。团队中的成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仅使团队整体的绩效大幅提升,而且使团队中的成员成长得更快。但正如第三章所讲,团队学习存在局限性,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团队中每个人的智商都在120以上,而集体的智商却只有62的窘境(参见第三章第四节“管理团队的迷思”)。团队学习的修炼就是要处理这种困境。

团队学习的修炼从“对话”( dialogue ) 开始。所谓“对话”,指的是团队中的所有成员敞开心扉,进行心灵的沟通,从而进入真正统一思考的方法或过程。另外,“对话”也可以找出有

碍学习的互动模式。

团队学习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在现代组织中,学习的基本单位是团队而非个人。除非团队能学习,否则组织就无法学习。

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 Systems Thinking )

企业与人类社会都是一种“系统”,是由一系列微妙的、彼此息息相关的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因素通过各不相同的模式或渠道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立杆见影、一一对应的,而常常是要经年累月才完全展现出来。身处系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关注系统中的某一片段(或局部),而无法真正把握整体。系统思考的修炼就在于扩大人们的(续致信网上一页内容)视野,让人们“见树又见林”。

五项修炼的整合

上述五项修炼中,“系统思考”的修炼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合其他各项修炼成一体的理论与实务,防止组织在真正实践时,将各项修炼列为互不相干的名目或一时流行的风尚。少了系统思考,就无法探究各项修炼之间如何互动。系统思考强化其他每一项修炼,并不断提醒我们:融合整体能得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但是,“系统思考”也需要其他四项修炼来配合,以发挥它的潜力。“建立共同愿景”培养成员对团队的长期承诺;“改善心智模式”使人专注于以开放的方式体认我们认知方面的缺失;“团队学习”是发挥团体力量,全面提升团队整体力量的技术;而“自我超越”是不断反照个人对周边影响的一面镜子,缺少了它,人们将陷入简单的“压力—反应”式的结构困境。因此,五项修炼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孤立或分割开来。

国航重庆计划财务部启动学习型组织建设

彼得圣吉的中国缘

1994年,《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有了中文版。几年内,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就在中国迅速扩展开来。一时间,圣吉和学习型组织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不少公司把它看做是克服发展瓶颈的良方。同时,学习型组织在实践推广中出现的问题也引来了阵阵质疑,批评它“水土不服”的声音也渐渐抬头。但无论肯定也好,质疑也罢,一个事实都已经无法否认,彼得·圣吉和他的理论都已经移植到中国来了。

谈到学习型组织在中国的实践,不可谓不多。在山东,莱芜炼钢厂建立了第一家学习型炼钢厂;在江苏,江苏油田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学习型油田;在上海,同济大学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学习型学院;同样在江苏,南京凤凰台饭店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型饭店;在浙江,杭州华东医药(40.01,0.16,0.40%)集团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型医药集体;在安徽,合肥江淮汽车(6.97,-0.06,-0.85%)制造有限公司成为第一个学习型汽车制造企业??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国家高层的号召,企业、政府、事业、社团,甚至包括街道社区和村民小组,各类组织都争先恐后地把“学习”付诸实践,蔚为壮观。 就在这种浪潮中,圣吉本人也登陆中国,传经布道。2002年9月26~28日,首届学习型组织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圣吉第一次来华。2003年7月和11月,他又两次访问中国,在 复旦大学和 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圣吉对中国的向往,并不在于他自己理论的推广和应用,而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对他的吸引力。在他的《第五项修炼》中,多次引用过孔子、老子甚至列子等人(当然,这种引用并不专业,只是借古代哲人之口传递自己的理念)。20世纪80年代,圣吉结识了旅美侨居的南怀瑾,经南怀瑾介绍而对中国文化有所认识。也许,圣吉对中国典籍并不十分专业的引用,正是来自于南怀瑾把儒、道、释通俗化解说的影响。由此,圣吉还迷上了参禅,坚持每天两个小时的静坐修道。

圣吉曾经说过:“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学习热情。我相信一个一生都在学习的人内心一定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也相信在中国文化中对‘关系’有很强的倾向性。人们对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他们认为工作产生的生产力和快乐同等重要。这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优势。”所以,圣吉在研究学习型组织的时候,非常注意吸收中国的文化精髓。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念非常突出,重视群体,也许这正是吸引圣吉的地方。然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带有浓厚的混沌色彩,往往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铺垫。中国人重视群体,是以不同程度地否定个体价值为前提的,所以,圣吉的组织修炼在中国的流行,往往同圣吉的原意貌合神离。比如,我们强调整体观念时,往往不能厘清整体内含的变量和结构。我们强调社会群体价值的时候,往往主张“牺牲小我,服从大我”。然而,学习型组织的修炼,关键在于准确把握系统的反馈和变量结构。共同愿景的形成,必须以容纳和整合个人愿景为起点。因此,如果把我们习惯性思维中的整体观念用来比附圣吉的系统思考,把我们那种牺牲个性的群体认做个性张扬舒展的团队,所谓学习型组织就有可能走样。 创建学习型组织,在最基本的环节其实需要相当程度的“个人主义”。比如愿景的形成,需要从个人的坚定信念开始,以此为起点才能发展成为共同愿景。高度集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便很难在员工中产生共同愿景,因为企业往往会把个别人尤其是领导人的愿景,强加于所有人身上。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凡事以家族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出发点,而个人的核心价值却被摒弃,这一点,恐怕正是中国建立学习型组织的障碍所在。学习型组织理论中的自我超越,要求个人能够创造性地进行学习,以自发性的动力超越自我,实现自我,从而实现群体的价值。团队学习要求个人努力能够有效转换成团队力量,但并非要求外在纪律式的一致约束。因此,学习型组织对团队的重视,其要义不是在抹杀个性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共同”,而是合而不同。在这一点上,学习型组织倘若真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尚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