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导读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西，城市在不断发展，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城市居民和农民群众反对封建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当时反教会反封建的斗争，还是采取宗教形式进行的。例如十三世纪，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发生的阿尔比派新教异端运动，就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利用宗教形式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十六世纪初的德国，资本主义成份已开始成长，人民群众和中层阶级都对封建统治不满，革命时机逐渐成熟，而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资产阶级反对国王领导教会事务，要求废除主教，主张节约教会开支，由此产生了清教徒。清教徒在反封建斗争中，把加尔文教当作现成的战斗理论，并想建立自己的新教会。清教徒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领导和组织革命军队，推翻斯图亚特王朝，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了政权。
这一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带有宗教色彩，其原因并不是人类需要宗教，而是中世纪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世纪的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一切科学成了神学的分枝，教会教条同时也是政治信条。基督教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着统治地位，而新兴的资产阶级还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打着宗教的旗帜来推动深受宗教影响的群众起来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到了十八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法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强大起来，并且经过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准备，建立了同他们的阶级地位和要求相适应的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他们就有可能直接用政治、法律的口号，例如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恩格斯曾指出，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反杜林论》第338页)。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宗教堵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这里所讲的“理会”，即扫除宗教这一妨碍革命前进的障碍，并不是用新的宗教，代替旧的宗教。
13. 市民社会
这里指的是社会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同义词“市民社会”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选集》第2卷第82页)。恩格斯在这里谈到黑格尔伦理学所包括的内容时，把经济关系称为“市民社会”，是沿用旧的名词。
14.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
这句话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一文中讲的，见《费尔巴啥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7页。 费尔巴哈认为，人在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还只能说是一种高级的动物，还不能称为人。而真正意义上的人，不是如动物那样的纯粹自然物，而是一种不同于动物的人，是有文化、理性的人，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人。他的这句“名言”虽有部分真理，但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因为费尔巴哈虽然紧紧地抓住了自然界和人，但是，他所论述的人却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中的人。
15.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的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叫做人本主义。他认为人是有形的生物，即肉体实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的母亲，是人存在的基础，而自然则是“你所看见
的，不是由人的双手和思想创造出来的一切”。这些唯物主义思想是与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相对立的。费尔巴哈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以此来打击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是有其贡献的。但是，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第27页)的人，不是具有阶级性的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另外，费尔巴哈离开了人的实践，离开了人对自然的改造来说明自然，因而他所讲的自然也是抽象的。费尔巴哈看不到客观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可见，费尔巴哈尽管紧紧抓住了自然界和人，但他对两者的理解都是抽象的。所以，思格斯指出：“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
16.“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
“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是指关于发展和变化的辩证法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思想。这个思想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但以神秘的形式加以阐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对它进行了革命的改造。正如恩格斯说：“??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他又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当时，由于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联系的科学日益发展，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已经深人一般人的意识，以致一般地提出发展、变化的观点，已经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例如黑格尔本人就是如此。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处在永无止境的发展之中，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东西，可是他又认为运动变化仅仅限制在精神领域；在他看来物质自然界却没有发展，在时间上是僵死不变的，它只是在空间中一个挨一个地展示自己的多样性。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但又断言社会制度发展到普鲁士等级君主制国家，就达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点，这种社会制度是尽善尽美的，是“绝对精神”在人类历史中的最高体现，是根本不需要任何革命改造的，是不能再向前发展一步了。他认为人类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无限的前进过程，但又断言他的哲学已经完成了“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哲学发展到了黑格尔那里，就达到了最后的“绝对真理”，是全部哲学史发展的顶峰，不能再向前发展一步。这就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不彻底的，因而陷入了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的境地。
17.“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世界历史说成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历史。他在《历史哲学》中讲到，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正如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沉没一样。在古代的东方，世界历史处于“幼年时代”。当“绝对观念”从东方的中国这个除君主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个性和自由的“不含诗意的帝国”经过中亚细亚而到达希腊时，世界历
史便进入“青年时代”。在这里，逐渐形成了作为世界历史第二个原则的“个性”；同时，作为世界历史第一原则的“道德”也就成为“印上了个性的道德”，它表示各个人具有自由的意志。这样，希腊便成了“美丽自由的王国”，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理想和“现实的东西织成一起，如象一种美丽的艺术作品。”(参看《历史哲学》第181页)这就是黑格尔所描述的古希腊历史发展的状况。由此可见，黑格尔不是用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是“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即把“绝对观念”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18.“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 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生产过剩，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供给超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现象。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一方面竭力改进机器，盲目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拼命剥削工人，这就造成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出现了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不是广大劳动人民不需要，而是因为他们日益贫困，购买力不断下降。大众的贫困，是指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日益恶化的趋势。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农民、手工业者日益破产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使相对的过剩人口即失业队伍不断扩大，这就把劳动人民的收入及其消费降低到最低水平。正如恩格斯指出：“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
生产过剩和大众贫困同时并存、互为因果地发展着，导致大工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由于生产过剩，引起工人失业队伍的扩大和资本家对在业工人剥削的加强，从而加深了大众的贫困；反过来说，由于大众的贫困，引起购买力的降低和消费市场的紧缩，从而加剧了生产过剩。这就使资本主义大工业陷入一种荒谬的矛盾：千百万劳动人民所以缺乏生活资料，正是由于生产了过多的生活资料。因此，这种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社会化的大工业摆脱资本主义桎梏。
19.公法、私法
剥削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本质，把法律分为公法(即国家法)和私法(即民法)。公法是指有关国家制度、行政机构以及公民政治权利等问题的法律，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私法是指有关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如财产法、义务法、家庭法、继承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公法和私法都是保护资产阶级私利的法律，都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