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讲话稿 - 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而后可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祉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不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董仲舒在这里阐释了“仁”与“义”的内涵，集中阐发了“爱人”与“修己”的内容，告诉人们修己做人和正身做官的道理和准则。非如此，不能做人，更不可做官。
董仲舒认为，“仁”与“义”的区别是：仁主人，义主我；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正因为有了“仁”与“义”、“人”与“我”的区别，所以才有以仁治人，以义治我；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仁造人，义造我等区别和表现。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和要旨是：仁之法，在爱人，爱人之要在推恩广施，爱及四海，宽舒容众；义之法，在正我，正我之要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操存自律，严于正己。对于执政为官者来说，只有严格修身，严于正己的仁人，才能推爱于众人，推恩及百姓；只有爱人、爱物的义者，才能以义修身、正己。这是做人立身、做官为政者的要务、准则。
汉代以后的历代儒家学者，都在积极阐扬、践行修身立德、正己正人、爱民济众的官德论，并以此严格自律，以身作则，为民表率。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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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公仆”是否应当对照儒家的千古遗训，反观、反省自己的官德、言行？！
第三， 勤政为民，尽心竭力。
儒家学者历来强调“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1 ，要求做官执政者必须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职”，“负其责”，不可消极怠惰，玩忽职守，丧失责任。我们知道，周朝规定要从六个方面选拔、任用、赏罚、去取官吏，即廉善：有德行；廉能：有才能；廉敬：不懈怠；廉正：直躬职守；廉法：奉公守法；廉辨：明辨是非。儒家学者的官吏道德论，继承和发扬了这些思想，强调做官为吏者，要勤政守职，尽心尽力，认真负责，不可懈怠，消极荒政。孔子的学生子张向老师请教如何为政时，回答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22 在位时不要疲倦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耿耿。否则，不可以为官执政。
儒家历来注重为官勤政，忠于职守，敬业严密。在儒家学者的文论、史志等著作中，都对此作了具体的阐发、规定。欧阳修、宋祁在评论唐朝官制时，说：“唐之官制，……以分职定位。……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23“职有常守，位有常员”，是对历代官制的高度概括，亦是历代官制的重要经验，当然是儒家学者所积极提倡的必然结果。宋濂在评论元朝官制时，说：元朝官制，亦是“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籍矣。”24就是说，有职有位，有位有官，有官有守，守职尽责。吕东莱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勤，曰慎。”兢兢业业，清清楚楚办理政务；勤勤恳恳，按章按制办好政事；慎重决策，认真处理政事。以此免使他人乘机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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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免得耽误政事。为官“称职在勤”，“勤于行则事治”，这便是为官之法，为官之德，亦是考核、奖惩、升降官吏的标准。《旧唐书.职官志二》规定：吏部的职责为“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然后据其官资，量其注拟。其有历职清要，考第颇深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即否。”这是说，选拔、任用、考核、奖惩官吏，要以“四才”：身行、言论、文书、能力，择优选用；“三实”：德行、才用、劳效，考核实绩。从道德、才能、劳绩等方面，全面考核，权衡优劣，决定奖惩、升降、去留，从而使贤者得进，否者则去。真正有道德、有才能、有政绩的优秀官吏，要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具体“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有才德、尽职守、有政绩者，奖之、留之、升之。否则，罚之、去之、降之。以此使各级官吏勤政守职，尽力尽责，管理好政务。这种官德政风，习以相沿，使做官为吏者相互效法。
清代曾国藩总结“修身、治人之道”为“勤、大、谦”三个字。“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王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25修己正身，为政治人，关键是“勤而不惰”，“谦而不傲”，“大而不与”。如此守道勤政，则会尽心竭力，管理好政务。这也是儒学官德之要务。
第四、清正廉明，秉公执政。
中国人把那些清正廉明，秉公执政，为民请命，解民倒悬，仁政爱民，不苟得，不妄取，不敛财，不受贿，不贪赃，不弄权的官吏，称之为“清官”、“廉吏”；相反者，称之为“贪官”、“污吏”。“清官”、“廉吏”，受到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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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歌颂；“贪官”、“污吏”，遭到反对、咒骂、挞伐。因此，做官为吏者，多效法前者，以求青史留名，流芳百世。庶民百姓，则呼唤清官，为自己办事、申冤、鸣屈。这就使清官廉吏成为人们追求、称赞的理想人格，而贪官污吏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儒家认为，守法清廉是为政的根本，官吏的道德，国家健康的表现，百姓和睦的条件，天下太平的前提。《礼记.礼运》篇说：“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这是说，大臣守法，官吏廉洁，官职有一定的次序，君臣有正常的关系，这才是健康的国家；譬如乘车，天子以德为车，而乐就是车的驾驶者，诸侯以礼相交接，大夫以法度为次序，士以信义相考较，百姓们彼此和睦相处，这才是健康的世界。这种健康的世界叫做“大顺”。 “大顺”就是养生送死、敬事鬼神的正常道理。反之，一个国家的大小官吏不守法，不廉洁，任人唯亲，官职无序，没有官德，便不是正常、健康的国家。不正常、不健康的国家，人们不讲信义，百姓不能和睦的生活，便会动而相害，彼此妨碍，灾祸并至。因此，历代儒家学者，都强调做官为吏者，要“以廉为先”。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深知清廉兴国，贪污衰国，腐败亡国的道理。这就促使他们在做官为吏时，能够清正廉明，秉公执政，俭以养廉，以天下为公，以国家为重，以万民为务，摒绝私情，光明磊落，做好官，为好吏，执好政。
第五、笃行官德，真做清官。
中国历史上，在儒家官德思想教育、熏陶、规范下，确实出现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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