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因此，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个人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能使他们感受到幸福感的是更高层次的需求的满足，而在一定时期内收入的提高并不会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幸福。因此，吉登斯认为改革后的“积极的福利就是要积极做出生活决定而不是消极地计算风险”，一个真正关心国民幸福的政府应为其国民的自我实现创造便利的条件。传统的福利政策措施是对外部风险采取的一种事后风险的重新再分配，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的是“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社会和个人就采取防范的措施，而这种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甚至是国际或全球范围的合作。
尽管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注重的是一种理论构架的现代性反思，书中并没有详细的列举大量具体的福利改革措施，但在这些理论框架架构的基础上，他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福利改革的措施：
首先，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应从减少社会排斥着手。他指出排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排斥问题，以提高被排斥者的“社会能力”。因为“平等和不平等的分界线是自我实现”，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要在其社会现实生活中拥有充分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还包括所有人对社会生活政治的广泛参与。吉登斯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有：1. 重建公共领域。在贫富差距的扩大无法阻挡时，重建公共空间可以增强上层与下层的对话，营造公共生活的环境。2. 利用福利制度调节再分配。这种福利制度必须建立在能够引导大多数公民产生和谐的可持续的共同道德的基础上。3. 加强教育和培训。4. 以社区为中心开展扶贫。支持当地的项目，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多重问题，但这种扶持不是传统的消极给予的方式。
其次，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当今社会的贫困不只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所面临的窘境，而是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的世界性问题，因为人人都面临着人为不确定性的风险的威胁。因此，解决贫困问题应当注重和加强地区乃至是全球范围内的互助与协作，在更大的地区内或全球范围建立积极的抵抗贫困的预防网络和救助网络。另外，吉登斯还主张解决贫困要结合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从贫困地区人们的实际需求出发，做到扶贫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来提高贫困地区抵抗贫困的能力。以往的对贫困所采取的措施，无论是国家内部对本国居民的还是国家间的国际援助，大多都是向贫困的个人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是一种财富和货币的直接转移，而这种财富的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个人和国家的贫穷问题，反而会引起个人对社会福利或富裕国家的依赖，还可能会造成现有福利准则甚至是社会道德秩序的破坏。吉登斯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一些地方或者许多地方的既有政策中汲取营养的一种能动性政治方案”。即解决贫困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立足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培养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的聪明智慧，尊重当地的传统。无论是政府的福利还是国家间的援助，要把立足点放在开发人们的脱贫和致富能力之上，以往的救济式的扶贫和经济援助不但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甚至还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因而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培养人们的“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是极为重要的，也是真正要实现脱贫的关键所在。 再次，在解决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应该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和潜能，做到以老养老。随着医疗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全球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会越来越重，成为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问题。吉登斯认为人口的老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风险，他说，“养老金的领取者?实际上专门指的是依赖性的人。福利制度在这里不是把老龄定义为一
种值得尊重的身份，而是看作是无法达到社会成员的所有标准的人”。因为在福利国家规定了65岁的退休年龄有可能会造成政府以法定的形式主动地产生出一批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而这些人事实上是政府所不愿面对的；也有可能使得一些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被迫放弃了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还想继续参加工作的愿望受到了限制，或者使那些身体早已出现问题的老年人只能等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够退休。像中国目前的可以提前买断工龄的做法，也是一种对人的自身潜能的忽视，是对人的劳动权利的剥夺，因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有的人做出这种选择是在一定的压力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
吉登斯认为解决老龄问题必须调动老年人的能动性，发挥他们的潜能，使老年人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生力军。他指出“应该把老年人视为解决当前福利困境的推动力，而不是困境的制造者”，而政府所要做的是“必须创造老年人的才华和技术有用武之地的条件”，解除目前有些国家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问题。首先要取消按年龄强制退休的规定。其次，老年人应有法定的劳动权利，社会应该尊重老年人继续参加工作的意愿，并为他们创造和提供便利的条件，使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纳入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总规划中，而非把他们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确实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理性的社会环境。 最后，吉登斯还指出，积极有效的福利措施不但能够解决当今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且也能保护经济的有效性。比如使劳工参与政府管理、保护传统和地方团结、科学技术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人们在后匮乏社会化中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等等，这些不是单纯的在改善生们的生存环境，而且绿色政治的发展也是从根本上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福利的必要手段。
三、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在西方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吉登斯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是我国最有知名度的西方社会学者之一。他所建构的雄心勃勃的社会理论，不仅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中占据了重要一席，影响着社会学以外的诸多学科，而且其思想在90年代中期被英国工党接受，成了后者恢复失去了近20年的执政地位的指导理论。他的理论是在高度的融合了西方的思辨和实证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并与主流的政治思潮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吉登斯的最大贡献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发展，而是其社会政治理论为20世纪末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而且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提供了积极的解决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吉登斯的福利改革思想是对当前福利国家改革方向的定位。他指出了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而非简单的财政危机，并提出了全新的原则、目标和政策。据此，他提出要彻底改革英国的消极福利政策为积极福利政策，强调“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原则，主张个人、集体和国家共同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他主张在人为风险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环境下，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实现预防的方法和化解风险的威胁，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高度参与来共担风险，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与社会福利良性发展的社会投资型国家。
从某些角度上讲，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作为其提倡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一部分，与撒切尔主义、克林顿政府以及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尤其是布莱尔政府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