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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为精品文档，如对你有帮助请下载支持，如有问题请及时沟通，谢谢支持！ 多写点光明是老舍戏剧新作的基调。这一基调在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龙须沟是北京天桥附近的一条臭水沟。1950年夏，北京市人民政府在经济极为因难的状况下，拨鼓修治了这条曾给附近居民带来痛苦和死亡的臭水沟。《龙须沟》是一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颂歌，它以主人公程疯子在旧社会由艺人变成“疯子”，解放后又从“疯子”变为艺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对党对政府的拥护和热爱。剧本构思独持新颖，作者把改造臭水沟与医治人们的精神创伤紧密结合起来，以沟的变化和人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变化，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
《龙须沟》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活脱脱的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其中程疯子是刻划得最成功最动人的艺术典型。他原是一个有一定造诣的曲艺艺人，因“不肯低三下四地侍候有势力的人，教人家打了一顿”‘“到天桥来下地，不肯给胳臂钱，又教恶霸打个半死”。失业后一直栖居在龙须沟旁的小杂院里。他正直、善良，但又软弱、胆小；不满现实、不甘于屈辱而又不进行抗争；热爱艺术，向往“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的日子，而现实生活恰恰完全相反。痛苦和压抑需要宣泄，于是便有了他一连中疯疯癫癫的言语和行动。北平解放后，他得到了新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工作起来“仿佛作了军机大臣，唯恐怕误了上朝”。全剧末尾他编唱的颂扬人民政府的那段数来宝，不仅表现了程疯子的精神风貌，而且深化了题旨。《龙须沟》还成功地塑造了泥水匠赵老头的形象。这位旧社会的抗议者解放以后，就自然地成为了新政权的积极参与者、拥护者。这一形象的出现，显示出老舍创作思想的新进展。《龙须沟》不仅是老舍最有影响的剧作之一，也是建国初期我国话剧创作的重要收获。“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龙须沟》为老舍赢得了声誉，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12月21日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作为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前进的作家，老舍在写作《龙须沟》后，坚持反映现实题材的创作，推出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剧本、如《女店员》、《全家福》，但也写了几个失误的作品，如《春华秋实》、《红大院》等应时急就之作。老舍在《题材与生活》一文中分析了失误的主要原因：“我从题材本身考虑是否政治性强，而没想到自己的对题材的适应程度，因此当自己的生活准备不够，而又想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只好东拼西凑。”
1957年发表的三幕话剧《茶馆》（载《收获》创刊号），是老舍戏剧创作的一座丰碑，它在我国当代戏剧史丈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茶馆》以1889年戊戌变法失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背景，通过旧北京—个“裕泰大茶馆”兴衰变迁的描写，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50年的历史风云变幻。
《茶馆》在结构上，表现了老舍大胆、独特的探索与创新。与传统话剧不同，这个戏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但人物众多，细节极为丰富，因此有人称它为“图卷式的作品”。三幕戏犹如三组风俗画。三个画面按社会发展时序连缀起来，便成为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作家选择了一个最有表现力的角度，这就是裕泰茶馆，三幕戏都在这里展开。旧社会中的茶馆，“是三敌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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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跨度极大、情节松散、人物众多的《茶馆》保持连续性和整体感，老舍匠心独具地作了这样的处理：一是以裕泰茶馆的兴衰变迁来连接三个画面；二是在人物安排上，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三个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使三个独立的横断面浑成一体，几个“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三是剧本在内在情绪上的统一，增强了戏的整体感。“在某些喜剧因素下面，隐藏着深刻的悲凉情调；在悲凉和绝望之中，又包含着对光明的确信——这就是贯穿全剧的内在感情基调。
《茶馆》这一结构形式，不仅减少了时空的限制。使舞台生活化，而且有利于充分表现社会的多样形态，有利于揭示各类人物的心理状态、从而扩大剧作的思想容量。《茶馆》独特的戏剧结构，被誉为“老舍式的戏剧结构”，它为我国当代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茶馆》登台人物多达70多人，光有台词的就有50来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和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茶馆这一小社会的形象体系。在人物设置上，老舍的原则是“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看见了一点儿时代的面貌”。依据这一原则，作者把全剧众多的人物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这三个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
茶馆掌柜王利发是一个精明、圆滑的生意人，他在继承父业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委曲求全、四面逢迎的为人处世之道：“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他一心想把祖传的茶馆经营好，为此曾几度改良（开公寓、添评书、准备添女招待等），竭力迎合世风。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改变不了茶馆每况愈下的败局。这个“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不过是为活下去”的小业主，最终还是落个亡吊自尽的下场。“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王利发的悲剧，猛烈地抨击那个社会的残酷，同时也宣告了顺民哲学的破产。
常四爷是旗人，虽在清代享有“铁杆庄稼”（吃皇粮）的特权，但属于社会下层。他为人耿直刚强，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为，专打抱不平”。戊戌年因说了句“大清国要完”，被当作谭嗣同的余党抓去坐了一年多的牢，出狱后参加过义和团，跟洋人打过仗。民国后他自食其力，晚年靠卖花生米糊口。这个“凭良心干一辈子”，“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的铁骨硬汉，最后也发出了“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样悲愤、心酸的呼号。
茶馆房东秦仲义尽管第二幕没有出场，但还是一个性格完整颇有特色的人物。他本是一个财大气粗的阔少，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这个事业心极强的资本家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毅然卖掉产业，集中资金开办工厂。但在腐败透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他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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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们性格不同，生活道路各异，虽然奋斗了一辈子，但最后都以悲剧而告终。全剧快结束时，三个老人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撒纸钱“祭奠自己”。此举不仅是对各自的悲剧命运自哀自悼，更是对那个社会的无声的控诉，是为行将就木的那个时代送葬。
第二类是次要人物，大多是反面角色，如唐铁嘴、刘麻子、宋恩子、吴样子、马五爷、黄胖子、庞太监等。作者为这类人物中的一部分安排成子承父业，“可以让这些社会渣滓在罪恶的旧社会里世代相传，从而深刻地揭示当时社会的本质”（老舍语）。
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无关紧要的人物。作者一律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方法，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剪影，来反映时代的风貌。
《茶馆》以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艺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使它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的第一流作品中最前列的几个之一”，“是我们社会主义戏剧战线的骄傲与光荣”。《茶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话剧艺术可以奉献给世界艺术宝库的瑰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着《茶馆》应邀于1980年赴联邦德国、法国和瑞士及1983年赴日本演出都曾引起轰动，受到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为我国话剧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与田汉、曹禺等戏剧名家擅长设计复杂紧张、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建构激烈尖锐的戏剧冲突不同，老舍解放后的大多数戏剧作品不是以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而是以创造真实可信、且有鲜明性格的人物见长。他认为，“对人物要胸有成竹，一闭上眼，就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这样，戏才会写好”。出现在老舍戏剧中的为数可观的人物，大多数是形象丰满、个性鲜明，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写什么人像什么人，写一个活一个，这是老舍剧作在人物塑造上所达到的高度。
“没有真正的感情，人物就写不好”，老舍在塑造人物时，往往倾注了自己强烈的爱憎。他在《勤有功》一文中说：“只要我遇到一个可喜的人物，我就那么热爱他，总设法招他写得比本人更可喜可爱，连他的缺点也是可爱的。……对于可惜的人物，我也由他的可憎之处，找出他自己生活得怪有滋味的理由，以便使他振振有词，并不觉得自己讨厌该死。”《茶馆》第二幕中唐铁嘴（相面的）对王利发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仅一两句话就慑神提魄地画出了这个无耻之徒的丑态，并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精神毒害。
在以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方面，老舍自有他的超凡脱俗之处，他尤其擅长“三笔两笔画出个人来”。《龙须沟》第一个出场的是丁四搜，她同小姐只讲了三句话，她的性格，她那张嘴的厉害劲儿，就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茶馆》中的沈处长，仅在临剧终时才上场一次，总共说了九个字：八个。好（篙）“和一个”传“。作家遗貌取神，连用八个带洋腔的”好“字，活画出这个国民党官僚自视高贵、装腔作势的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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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幽默、在文艺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建国后的剧作，无论是正剧还是悲剧，都洋溢着浓郁的喜剧氛围。在这些作品尤其是在《茶馆》中，老舍的幽默才能得到了挥洒自如、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用幽默的语言刻划了旗人松二爷这一富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他用幽默的语言，将刘麻子、二德子、唐铁嘴、吴样子、宋恩子诸父子这类社会渣滓以耻为荣、以丑为美的无耻人格，赤棵棵地暴露在舞台上。老舍还大胆地把曲艺的某些技巧运用到话剧中来，使幽默语言平添了几分民族风韵。即使是人物的片言只语，一经老舍之手，便闪发出机智幽默的光彩。
老舍非常看重戏剧语言的诗意，要求自己：“写一句剧词，要像写诗那样，干锤百炼”。他偏爱那种“说得很现成，含意却很深”的言词。老舍戏剧语言的诗意，是以“朴”、“淡”、“浅”、“显”的形态呈现出来的。
3、《狗儿爷涅槃》等借鉴现代派的新形态话剧的艺术特点
如果说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标志着具有写实倾向的再现主义戏剧新阶段的开始的话，那么，《狗儿爷涅架》则标志了用传统再现主义戏剧的深化。
刘锦云的《狗儿爷涅磐》表现的是一个痴迷土地的农民独特的心态。
狗儿爷，这是记载着主人公和他的父辈一段辛酸历史的恽号。主人公陈贺样的父亲，“跟人家打赌，活吃一条小狗儿。赢人家二亩地，搭上自个儿一条命”，还给主人公留下个不雅的浑号。
狗儿爷正是伴随这个父辈迷恋土地的记忆跋涉着自己70余载人生旅途的。他把“土里刨食儿”看成“正道儿”，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庄稼汉。土地是他的灵魂，“庄稼人地是根本，有地就有根，有地就有指望，庄稼人没了地就变成了讨饭和尚，处处挨挤对”。他曾经历过占有耕种自己的土地又失去土地的年代。在隆隆的炮声中，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狗儿爷涅架》》是灵魂展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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