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古代词学理论研究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中国抒情诗不大十分发达，大概这也是一个原因。宋王灼《碧鸡漫志》对于这一层有几段话说得极好。”（9）至于如何“说得极好”，以下就语焉不详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的对象明显增加，范围大大拓展，一些以前不曾为人所关注的词论家或词学理论现象都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宋人选宋词”问题、清词选本的批评价值、杨慎的《词品》及其“词境”论、陈子龙的词学观、李渔的《窥词管见》、彭追孙的《金粟词话》、王士祯的词论、徐釚的《词苑丛谈》、舒梦兰及其《白香词谱》、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冯煦的词论、郑文焯的《大鹤山人词话》等，都有专门论述，其中不少还是词学研究中新开辟的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则基本实现了“从直观鉴赏到逻辑论证、从单一思维到综合研究”（10）的转换。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为例，就可以看出上述特点。新时期以前，有关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研究的文章约有四十多篇，而从新时期到九十年代初，文章与论著则增至二百多篇（部）。新时期以前对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境界”说、“隔”与“不隔”说的研究，以及对其唯心论思想实质的批判几个中心议题上。从新时期开始，研究的视界则明显拓宽，研究方法也更趋逻辑化、多样化。如从现代文艺理论角度分析“境界”的专文就颇为不少，这其中，从文学特征论分析“境界”说的有之；从范畴论分析“境界”说有之；从文学创作论分析“境界”说的有之；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境界”的有之；从文学鉴赏论角度分析“境界”论也有之。对“境界”说所作的逻辑性理论阐发，既涉及到“境界”说的理论结构及其意义，也涉及到“境界”说的内
涵与层次。在探讨“境界”说的思想渊源方面，剖析“境界”说之禅宗意蕴的有之， 梳理“境界”说与叔本华美学之关系的亦有之。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词学研究，范围更广、研究方法更趋多化样，入思方式也更趋合理。
三、专门研讨会的召开为词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1983年11月在华东师大举办的词学讨论会，就婉约与豪放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词的诗化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90年6月在美国举办的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对词之美学特性与形式问题、词评与词籍的保存和词的接受、词学研究之未来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1）1991年10月，广西师大、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在桂林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诗话词话学术研究会”。会议对有关诗话的定义和范畴、诗话词话的价值和意义、诗话词话今后的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94年10月，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湖北大学中文系、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二十世纪词学研究走势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会议肯定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如加强了文化背景的描述和分析；总体框架走向以派代史，以体代史；强化整体把握；强化史的流程；多角度、全方位评论作家等等。会议也指出了词学研究中的不足，如缺少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研究格局、研究对象、范围严重失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还提出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这些会议的共同特点是对词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以后需要努力
的方向都极为关心，无疑，它们的召开对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极有帮助的。
四、词学史研究取得突破。六十年代中期，江润勋曾撰《词学评论史稿》（香港龙门书店，1966年），以人为经，以时代为序，介绍了自五代至清末王国维等历代重要词人或词论家对词学的有关评论，既有关于词学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对具体词人词作的品评，是新时期以前词学理论史研究的主要收获。从新时期开始，随着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黄拔荆的《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严迪昌的《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山书社，1990年）、萧世杰的《唐宋词史稿》（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等词史著作的络绎而出，词学理论与批评的编撰条件已趋成熟。九十年代，终于有所收获。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将中国词学史的发展过程分为创始、建立、中衰、复兴、极盛和现代词学研究等阶段，首次勾勒了中国词学发展的大势。方智范等人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中国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理论特征，还对词学批评本身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认为词学批评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表现在：词学批评对象的“狭深性”既是一种不可克服的缺陷，也酿就了词学批评自身的独创性特色；词学批评在其发展进程中时时表现出向古典诗学批评传统的回归和依附趋向，其出发点是竭力维护词体本位，却又显示了词学批评的自立性特色；批评观念的相对板结、凝固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显得滞后，却又造成了词学批评便于远距离观照的
总结性特色。可以说，这些逻辑性的结论是作者从对中国词学历史嬗变规律的细致剖析中自然引申而出，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更显示出建基于历史“深描”基础上的较强的理论整合能力。此外，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下编“金元明清词论”对金元至清代的词论发展历程、重要词论家的词论观点及其贡献也作了比较深入的清理。 五、理论阐发型研究开始起步。旧式词学研究大多专写评点式的词话或只重文献的实证研究，理论的建构与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刘扬忠曾在《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一文中对加强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作过强烈的呼吁。（12）到九十年代，词学理论研究或理论建构开始取得进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词学理论体系的探讨有较大的突破。如刘庆云的《词话十论》（岳麓书社，1990年）就显示出以现代文艺学原理构架词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意向。作者从缘起论、特色论、功用论、作家论、写作论、借鉴论、风格论、流派论、流变论、鉴赏论十个方面对古代词学理论进行爬罗剔抉，梳理脉络，分类剖析，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构建词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框架，还对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具体性、精警性、形象性、抒情性以及审美范畴的模糊性等特点进行了归纳。朱崇才的《词话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介绍了历代词话的基本状况、存在形式和历史发展过程，从词的本质与起源、价值与功能、风格与流派、品格与境界、音律与格律、作家与作品、创作与技巧等七个方面对历代词话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作者试图以伦理型文化与消费性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词学价值观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