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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将会有飞跃式的发展。 四
我们认为，《周易》的阴阳排列组合原理所体现的辩证逻辑，与英语的dialectic有实质性的不同，故应从汉语“辩证”一词的源头——中医药内汲取经验实证材料，再结合《周易》本身来理解。[24][25][26]由于形式化的目的是服务于现代科学技术，所以应该从逻辑哲学的高度来理解。为此，笔者提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静态的孤立事物，辩证逻辑的对象是动态的事物体系。这是因为它们各自在逻辑哲学中所依据的基本观点不同：形式逻辑所注重的是可逆性、对称性、稳定性、精确性、渐变性、简单性、非相干性，一句话，复杂的事物一经分解，必定会变得简单。辩证逻辑所注重的是不可逆性、非对称性、非稳定性、模糊性、突变性、复杂性、相干性、协调性等，一句话，事物本来就是动态变化的复杂体系中的一个有机分子。形式逻辑研究的是同一对象、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一条件下静态物质、结构的个体与集合的理想化关系。辩证逻辑研究的是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条件下的状况和动态关系。[27][28]与静止的状态相适应，形式逻辑要求人们明确回答是或否、对或错、真或假，不能模棱两可，因而其核心规律是同一律。辩证逻辑所反映的是变动不居的多要素的相关关系，具有对未来预测的性质。它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仅仅被当作一种解藕降维的化简手段。因此它的判断标准类似于模糊逻辑或多值逻辑，表现为真值指派。[29]既然这样，则形式逻辑是低级逻辑，辩证逻辑是高级逻辑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在这样的逻辑哲学的指导下，应该从数理逻辑的模型论入手，把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作为主线贯穿于公理集合论、证明论、递归函数论中，并充分而全面地考虑到《周易》逻辑的独特性。
经典数理逻辑的关系项是个体，数理辩证逻辑的则是模式（个体是模式的特殊种类）。经典数理逻辑的同一律可表述为“相同者相互蕴涵，”罗翊重提出“非”与“反”的区别并把“反”界定为“相反者相互蕴涵”。笔者提出“相似者相互蕴涵”和“相关者相互蕴涵”，并把这四种蕴涵关系统摄起来成为一个四层嵌套结构。这种统摄由四种否定来实现。非否定对应“相同者相互蕴涵，”刻画正非演算，说明A与? A无认识论意义上的关联关系存在，或未知。反否定对应“相反者相互蕴涵，”刻画正反演算，说明A与∽A为正反对偶两者间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全否定对应“相似者相互蕴涵，”刻画正全演算，说明A与·A 为局部与整体、象与原象等模式之间在一对一的双方连续变换下的不变性。全息否定对应“相关者相互蕴涵，”刻画正息演算，说明A与∞A之间存在一种近邻、逼近、极限关系。以《周易》举例来说，正非演算说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30]“不利为寇。利御寇。”[31]正反演算说明阴阳相生，物性共存，同生同灭，同假同真的两仪关系，即“一阴一阳谓之道。”[32]正全演算即用“效”“象”、“法”以求“类族辩物，”[33]“触类而长之。”[34]正息演算说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35]“刚柔相摩，八卦相荡”[36]的“通”、“变”关系。四种演算层层递进而构成一个系统，就可以知来藏往、察故知说、称名稽类、当名辩物、正言断辞、通变断疑。
从词项上来说，“非”否定质词、量词、真值词、模态词这些助范畴词。“反”否定个体词、谓词这些范畴词。“全”否定状（语）项、补（语）项和除“非”、“反”否定所涉及的定（语）项，为语势词，属于语境的最低层次。“全息”否定├ 、∪（→）、∩（←）、=、 → ←、≡推理关系词。
推理演算以Pα (? ) → ← Pα ( P)为公理。该公理说明，P在状况模式α下真固然可以保证不会P在状况模式α下也真，但是，非P在状况模式α下假却不能保证P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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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α下真， 也可能取第三种真值，即真值不定或部分未知。这样就能处理三值、多值逻辑所要求的多值重言式的问题。[37] 这样的数理辩证逻辑有如下优点： 其一，契合于《周易》阴阳排列组合原理，把莱布尼茨所忽视的方面补全。莱布尼茨“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他都认为组合理论是某种比普通逻辑更基本的东西。”[38]这一点的重要正如美国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所指出的：“《周易》的语言是极有意义的专门语言，在系统地把人类的广阔经验联结在一起这一方面，它比现代科学所试图达到的，要更为有力。在没有努力去透彻理解它以前就把它当作科学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排斥，这是令人遗憾的。”[39] 其二，既能够与经典数理逻辑相容，又包含了它所不能包含的内容。相容表现在非否定与反否定之间为正反互蕴关系，同生同灭，同假同真。它更有普遍性是因为它以模型论为特征包含了全否定、全息否定、反否定三种新算子，是真正的命题、谓词逻辑，体现了语形、语义与语用在严密区分的前提下的统一。
其三，把推理功能和发现功能集于一身。推理自不必言，发现功能由前述公理可知。莱布尼茨尤其注重后者。“当他著述他的《论组合术》时，他已经提出了发现的逻辑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这种思想成了支配一切的主题。他的其它兴趣全都可以按照这个主题加以组织。”[29]
其四，它预示了计算机的发展方向。三值逻辑电路、神经网络计算机的不少成功的研究结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人工智能上，数理辩证逻辑系统能够把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两种推理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非单调推理。它把记忆器和推理（处理）器合二为一于一模式，用模式局部活动状态的累进式移动来解决整体的网络活动状态的连续变化，解决了推理与学习、处理与督评解释的矛盾，并可恰当地处理元规则与规则即背景知识与领域知识的关系。[40]P426-427
如果建构成功这一系统，意义重大。其一，现代科学认为，形式化公理系统是人工语言符号系统的最高级形态，是科学理论表达在语形学上的最成熟的形态。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建构成功具有完备性和无矛盾性的形式化公理系统，才意味着这个理论达到真正的成熟。而在此之前，形式化公理系统的哲理逻辑、数理逻辑基础仅仅考虑了形式逻辑，没有涉及适用面更广的辩证逻辑。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如果建构成功，则填补了数理逻辑的重大缺漏。
其二，从自然观来看，形式逻辑对应的是机械论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的主要内容，是把本来联系、发展着的事物看作孤立、静止的，采用还原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事物。这在自然科学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是必要的，但当自然科学进入整理材料阶段后就不适用了，必须让位于辩证论的自然观。辩证论自然观的基本内容，是主张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是客观的，运动是物质的本性，静止是次要的，相对的。物质是普遍联系。相对于机械论的自然观，辩证论的自然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但也容易让人们形成二分法的思维定势。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自组织理论、分形几何学、混沌理论、孤立子理论、模糊理论等横断学科的出现和发展，系统论自然观正在取代辩证论自然观并把辩证论自然观作为内在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发展。系统论自然观的核心内容是，世界的本质是系统，研究时不仅要探索物质的时空存在形式和演化特性（如可逆与不可逆、进化与退化、量变与质变、必然性与偶然性，等），还要研究构成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层次和环境。由此看来，前述数理辩证逻辑系统从精神实质上是与系统论自然观相吻合的。逻辑需要从最深层反映世界和思维的本质，前述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已经基于简单性原则反映了系统论自然观的基本精神。当然，今后条件成熟时，可以建构更吻合系统论自然观的数理逻辑系统。 其三，从科学观来看，形式逻辑对应的是可逆运动，是量变、简单性、必然性与决定论。辨证逻辑对应的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可逆运动与不可逆运动的统一，针对的对象是单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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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外的复杂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这是意味着，数理辩证逻辑要突破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而有所开拓。 其四，从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来看，形式逻辑是科学以宏观低速运动物体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反映，辩证逻辑就其本质而言，更全面地体现了微观、宏观、宇观三个层次物质运动的特点。就方法而论，形式逻辑是单向的分析与单向的综合、先分析后综合的研究次序的逻辑体现（这往往导致分析与综合脱节，分析失真，综合困难），辩证逻辑是以系统为出发点，以系统性的分析与系统性的综合的双向运用的逻辑体现。
其五，从科学发展的方向来看，形式逻辑是对无机自然界进行研究的思维方式的反映。形式逻辑及与其相应的数理逻辑的发达反映了诞生于欧洲的现代自然科学在非生命领域的发达，却也折射出它在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落后。要想让生命科学技术领域有根本性的大发展，就必须产生出相应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就必须有新的科学观、自然观，也就必须有作为其思维形态的新的逻辑，尤其是新的形式化公理逻辑系统。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擅长于研究动态的、复杂的现象，尤其是在生命科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事实说明，数理辩证逻辑系统无疑就是与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系统论自然观相匹配的新形式化公理逻辑系统。而且，系统科学作为一横断学科群，具有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哲学连缀为一个整体，使得人类知识体系实现有机统一的功用，那么，从上可知，这一功能的实现，很大程序上有赖于数理辩证逻辑系统的成功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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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71页。 [2] 陈波：《“是”的逻辑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3（1）131。 [3] 孔令宏：《由ICALP’91谈辩证逻辑形式化的若干问题》，云南省逻辑学会1991年年会报告论文。
[4] 林铭均、曾详云：《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5] 王路：《“是”的逻辑研究》，《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67-69页。 [6] 张其成主编：《〈易经〉运用大百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 李廉：《周易的思惟与逻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8] 赵总宽：《从易经逻辑到数理辩证逻辑》，《毕节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另可参：赵总宽：《数理辩证逻辑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 赵总宽：《关于辩证逻辑形式化的若干问题》，《逻辑科学》1988（2）、（3）。 [10] 金顺福：《关于辩证逻辑形式化问题》，《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1] 于海飞：《量子逻辑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第33页。 [12] 张金成：《对辩证逻辑形式化的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6）。 [13] 陈晓平、桂起权：《辩证逻辑形式化的新进展──对张金成系统的评价和补正》，《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 [14] 陈自立、桂起权：《有限目标的辩证逻辑公理系统DLA及DLB》，《自然辩证法研究》（逻辑专辑）1995年7月，第56－62页。 [15] 桂起权、陈自立、朱福喜：《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武汉大出版社2002年版。 [16] 尹奈：《智能逻辑初探》，电子工业出版社1988年出版。 [17] 转引自：桂起权：《辩证逻辑与中医理论》，《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9月6日。 [18] 洪荒：《生命的和谐》，湖北科技出版社2005年版。 [19] 孟凯韬：《哲理数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20] 桂起权：《辩证逻辑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国内若干流派重要观点解读》，《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1] 罗翊重：《用〈易经〉阴阳象数看莱布尼茨逻辑数学化的思想》，《周易研究》1991（4）。 [22] 罗翊重：《论一阶谓词逻辑诸词项间的层次结构──关于〈易经〉象数模式在经典数理逻辑中的运用》，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学术讨论会（1993）论文。 [23] 罗翊重：《东西方矛盾观的形式演算》，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第2卷《正反数理逻辑概论》第120-121页。该书第一卷名为《<易经>象数学概论》，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三卷题为《矛盾解悖反演概论》，云南科技出版社1999年2月版。
[24] Kong Linghong, Mathematical Dialectical Logical Proportional System and Medical Expert System, The Symposium of the Sixth World Congress on Medical Informatics
[25] Kong Linghong, Mathematical Dialectical Logical Proportional System and the Study of Medical Expert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NFORMATICA’90。 [26] 孔令宏：《中华生命科学理论的易释逻辑阐释》，云南省人体科学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获奖论文，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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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孔令宏：《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与模式变换》，云南省逻辑学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暨1992年年会论文。 [28] 孔令宏：《易势分形学导论》，见《全国分形理论讲习班既专题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
[29] 孔令宏：《运用易势逻辑进行中医专家系统医理设计》，《首届国际中医药工程学术讨论会文集》，1993年。 [30]《易·蒙》。
[31]《易·蒙·上九》。 [32]《易·系辞》。 [33]《易·同人·象》。 [34]《易·系辞上》。 [35]《易·咸·象》。 [36]《易·系辞》。 [37] 孔令宏：《全息逻辑》，《潜科学》1994（1）、（2）。 [38] 威廉·涅尔、玛莎·涅尔著，张家龙、洪汉鼎译，《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419页。 [39] 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中国科学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0] Kong Linghong, Mathematical Dialectical Logical System and It’s Uses of Ec,ICALP’91。
作者简介：孔令宏，男，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哲学家联合会、国际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世界弘明哲学季刊》、《李约瑟研究》编委，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个人专著《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从道家到道教》、《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儒道关系视野中的朱熹哲学》、《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中国道教史话》。另有合作著、编《丹经之祖——张伯端传》等七部（已出版），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一百余篇。十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摘登。获得中国博士后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浙江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各种省部级奖励十余项。曾多次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典等二十余个国家从事学术演讲和访问。主要研究中国哲学、道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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