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陶渊明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一、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浸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污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郡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秦皇上人”（《与子严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索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大半生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当时长江以北的土地，为异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经常发动对南方的骚扰和进攻。而东晋王朝，则苟安江南，无所作为，且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当时的豪门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泽和佃客奴仆，他们聚敛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军阀互相攻伐残杀，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内使王愉悉之还。请米，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传》）。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污阳，又正是地处三江之口的军事要冲，连年的征战，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更为惨重的破坏。“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
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其结局也只能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言》）。总之，理想
与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陶渊明的一生，这不仅表现在他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也表现在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追忆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他年近三十才被“召为州祭酒”（《宋书。隐逸传》）。但从“志意多所耻”来看，他对官场中尔虞我诈的风气是不满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同上）。还家后，一度召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岁，才又重新怀着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门下。如前所述，东晋王朝内优外患，司马氏统治集团腐朽已极。作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前期的桓玄，的确显示了重整朝纲、匡救时弊的才能。据《晋书。桓玄传》载，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荐：“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阀，大耻载雪，饮马灞■，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并大胆指责朝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在这种局面下，陶渊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实现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桓玄大权在握、拥有重兵之后，并无安天下之计，却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辅，豪奢极欲，众务繁兴”，伺机谋取帝位，结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这也是陶渊明离开他的根本原因。
陶渊明四十岁这一年，作为新兴地主集团的代表刘裕，率部击败桓玄，收复京邑，并实握东晋大权。这给当时处在极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刘裕手下做了一个参军之职。但陶渊明此次出仕的态度，却是“时来苟冥会，■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虑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庐”（同上）的思想准备。之后，尽管又做过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为时八十多大的彭泽令，但他发现这一切皆有违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愤然弃官归隐了。
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
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逻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然而在隐居生活中，他表面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飘逸滞洒的隐士生活，但内心的苦闷却永远无法排遣：“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同上其三）：“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他既没有忘怀昔日的壮志，也更没有忘怀于现实。我们从《述酒》等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时在关注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并时尔表现出内心的愤慨与不平。“酒能法百虑”（《九日闲居》），他之所以苦闷忧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没能实现理想。也正是由于对理想的炽热追求，他常常慨叹生不逢时，并以极大的热情为人间社会设计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理想乐园。因此，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贯穿陶渊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决定了他貌似飘逸而内心又极苦闷的独特的个性。 二
陶渊明的诗歌，犹如他的个性一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的独特性
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对于陶诗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歌颂田园，反映躬耕
今存陶诗中，属于田园诗的约有三十首左右，数量不算多、但它却成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奠基石，揭开了中国诗史上新的一页。
家乡美丽的风光，陶冶了陶渊明童年的心灵，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特别是当他置身于仕途之中时，那恬静、幽美的田园与污浊、黑暗的官场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尘。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后，他又重新扑入了田园的怀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一诗，便是他当时心灵的写照。脱离了“尘网”，冲决了“樊笼”，阔别已久的田园故宅又展现眼前，诗人内心的无限喜悦，就在那历数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体现。平静安宁的气氛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秧。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同上其二）：“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饮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园，无世俗之交；穷巷虚室，无杂尘之念。对田园风光的极力歌颂，正反衬出世俗、官场的污浊黑暗??
不同于一般的诗人，陶渊明是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早在元兴二年（403），陶渊明离职居丧时，就有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体验，当时写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后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直到六十二岁去世的二十多年中，他是“躬耕未曾替”（《杂诗》十二首其八）。如其《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杂诗》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等诗，对他躬耕自资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渊明以极大的热情歌颂田园生活，使他的诗不仅在当时“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而且对后世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2、歌颂隐者，赞美贫士
在经过了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之后，陶渊明最终还是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独自保持高尚纯洁的节操。正由于当时“举世少复真”（同上其二十），他也只有从古代的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