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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炼丹道的体系而言,陈撄宁先生把丹道分成清静孤修和阴阳双修两途。然而丹道中,清静不离阴阳,阴阳不离清静。想从清静和阴阳上把丹道分清楚是很模糊的。所以陈撄宁先生的落实点只在孤修和双修上。孤修是以自身一人之力,不假他人。双修则是以乾坤两人之力。若丹房中拉出个第三者,在先生看来“是谓侮辱大道”。把“摄取先天一气的方式”归结为一人和两人,若用三人就是邪术了。清静孤修,在初步还虚中即有先天一气的效验。虞阳子(袁介??)先生有这样的说法:“虚极静笃时,突然一觉清虚”、“一觉清虚境界为得先天一气之初证验”、“大药过关以前即可有之”。胡孚琛先生从实践上把丹道分成自身阴阳、同类阴阳、虚空阴阳三种。在同类阴阳中又分成彼家丹法和龙虎丹法两种。所谓三门四派。重阳祖有:“呼吸相应,脉住气停,静而生定,大定之中,先天一气自虚无中来”(《五篇灵文注》)。涵虚真人有“而且炼性修心,外除尘扰,大隐市廛,和光混俗,则身心两定,内汞坚凝,然后求八两之先天,配我半斤之后天”。都是说在内炼己至返本归元后,玉液还丹已成,才有先天一气自虚无中来。丹家把虚极静笃之际,浑然无天地人我之相,此时发动的称为先天真气。上阳子有:“采取先天真气,以暖气为信”。石得之有:“药取先天气,火等太阳精”的说法。所以这“先天一气之初证验”和虚极静笃之际的“暖信”都是自身阴阳平和的结果。先天一气只有在玉液还丹成(丹家称为阴丹)后,才能于大定之中,先天一气自虚无中来,点化阴点“顷刻而成”化为金液之质,成就金液大还丹。胡孚琛先生讲:“自身阴阳可上接虚空阴阳”、“同类阴阳亦可清净筑基”,可谓是一语中的。所以,不是胡孚琛先生“太错”,而是寻真先生对丹道的一知半解。

张义尚先生对虚空阴阳丹法有这样的描述:“至于虚空阴阳有二:一即北派功深,养成鄞鄂,将性立命之法,虽是一人行功,而身外之阴阳应之,此闵真人所谓‘孤为不孤而双非徒双’也称为天元。另一即由地元上接天元,采天地日月之灵气,聚于神室,无中生有,凝为神丹”。胡孚琛先生讲:“虚其心无其身,丹家达到人我两忘、无食、无息、无念、无身的‘吾丧我’之境界,便可发出五彩神光,玄关洞开,交通阴阳界与虚无空灵的道一体化”、“此术应识得天罡消息,能深耕置,假幻勾玄。敢赴无遮佛会,放光以引之,摄心以候之,能采天空,悟透玄机,彻底掀翻丹家境界,才有个入手处”,“要在虚空阴阳中做活计”。“闵小艮之《天仙心传》、《三尼医世》、《阴符经玄解》、《女宗双修宝筏》、刘一明的《道书十二种》、佛教之

《心经》,不过是“皆含虚无丹法要诀”。胡海牙先生编著的《仙学指南》中有“仙家顿法”一节:“道家中黄直透,完全是一种功夫,既是一窍通时窍窍通,得其圜中以应无窍之意,所谓仙家‘顿法’”。虚空阴阳,为隐仙一脉所传,“忘精神而超生”之旨,虽然在少阳一脉中也有流传,但不是主流。李道纯之法,排斥渐法三乘,独标中字一路贯穿,可算得虚空阴阳。闵小艮的弟子薛阳桂所著《梅花问

答》,也是直揭其中不同。所以胡孚琛先生在《丹道十二讲》中说:“陈撄宁先生将内丹学修炼分成阴阳双修和清静孤修两派,不讲龙虎丹法和虚无丹法”,不是说陈撄宁先生“不涉”虚无丹法。陈撄宁先生将“借一人之力”,自力更生的丹法统称为“清静孤修”丹法,“合圣父灵母二人之力”,彼此帮助的丹法称为“阴阳双修”丹法。胡孚琛先生则按阴阳的不同分为自身阴阳、同类阴阳、虚空阴阳三种。寻真先生不解其中真意反生疑窦,更得出“胡孚琛先生画蛇添足”的结论,让人大跌眼镜!

此处为帮助学人更好地理解新旧两种丹道体系的不同,不妨以数理的概念做这样一个比方,陈撄宁先生以孤修和双修分类,就类似于将方程式按照自变量的多少(一个人,两个人)来区分,而胡先生则更进一步,指明函数有指数函数、三角函数(就如人可以修自身阴阳,也可以作虚空阴阳)等等,更说明其中可以有复合的关系(就如自身阴阳可接虚空阴阳),兼之其中包含了撄宁先生不曾得诀的龙虎丹道,其范畴和分类的深度,确实超出了前辈的学术。

一代仙学巨子陈撄宁先生辞世已经三十余载,然而经先生呕心沥血的仙学文化却正如先生所期待的那样蓬蓬勃勃地生根发展。纵观先生一生,不仅在丹道知识与实践方面有卓越之处,对丹道知识的普及更是功不可没。我们承认,在人类长河中,对前人学术知识的继承毕竟是有限的,而对先生道德和治学态度的学习和延续,并以之发展学术本身,才是更宝贵的无形财富。犹记昔日先生曾对门下说,有朝一日自己如果未成道而往西,千万不要对别人夸大自己的修行。正如古贤所谓“君子德胜以才”,撄宁先生治学态度之谦虚严谨,的的确确值得我辈学人引为楷模。

学海无涯,大成至师尚有如此之叹,面对丹道如此高深的生命科学,以一人之有限知识和因缘限制,不能涉及所有方方面面,是非常正常的。撄宁先生对龙虎丹法之不识,只是一种学术建树上的遗憾,而丝毫不影响他对丹道文化的整体贡献。正如丹道学术史上历代高真薪火相传,“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一代学术成就,都是今人站在

前辈巨人的肩膀上而创造的。撄宁先生的成就,就是遍访明师,博览道藏,在前辈的学术基础上系统发展而来。时至今日,胡孚琛先生也是在学习前辈们(包括撄宁先生)的基础上,师承与先生同时代的道学大家知非子老师,才以更严密科学的体系论述丹道。也正因为如此,学术上的“超出”是不足为奇的。反之,如果厚古薄今,在前人学术范畴内画地为牢,看轻天下士,那就只能让人付诸一笑了。 范文十:长久以来,一个大国的崛起或衰落都要给世界带来剧烈的动荡。一些人将今天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相比较,从许多相似之处看到了发生冲突的危险,而且非要从过去“德国的疯狂扩张”中嗅到“中国的威胁”。依我看,这是在把死的历史当成活的现实。时移事易,今天的国际环境给大国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实力迅速增长的条件下,调整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无疑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有研究就强调崛起的零和特性:“崛起为世界强国,意味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客观上要分享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地位,而崛起大国要分享主导权,这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国际政治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权力逻辑,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许多国家时常会像两千多年前的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今天的中国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安全问题。

然而,世界毕竟在变化,国际体系不会简单循环,而是在不断进化。一些新因素和原本不重要的因素对其演化进程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凸现也促使国家面临新的选择,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而“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非得即失”等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处理国家间关系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具有弹性,为新条件下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提供必要宽松的条件。 权力政治将国家束缚在或领导、或自助、或挑战、或追随等比较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其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容易发生冲突、对抗和战争。探索中国复兴之路,不能局限于现实主义视角,今天的世界也不能用纯粹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其他某一特定的理论来解释,甚至那些试图将现有多种理论综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很可能不见成效。这是因为,在本质上这种努力依然难以摆脱按图索骥的种种局限。

更为有益的工作也许是针对重大问题做一些“朴实的分析”,逐步改进、深化和积累我们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新条件下思考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应该注意到限制过度使用权力,而且还要更新传统的安全观念,即使是战略家,也要避免军事领域的局限而转向更广阔的视野。超越军事胜负,是新条件下对国家安全谋划的更本质要求。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都抵挡不住战争胜利的诱惑,而一次战争往往成为下一次战争的起源。“追求的目标是利益和安全,付出的代价也是利益和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确立的凡尔赛体系,就直接隐含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萌芽。二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曾说:“诸位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赢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不畏艰险去赢得胜利;不管道路多么漫长和艰难,还是要去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

“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在以全面战争为主要安全形态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认识不无道理。然而到今天,全面战争已经不是战争的基本形态,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手段并不像过去那样基本局限在军事领域。战争的绝对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家安全战略。在新的安全局势下,在有限战争中,战胜敌人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安全战略目的。美国对伊拉克战而胜之,但在中东它最终究竟能够收获什么,可能与当初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希望的相去甚远。“权力不仅依赖武力,也依赖思想的影响。”不容置疑,在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军事力量对于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是回击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军事力量有其适用的限度,它更不是构成国家实力的惟一要素。如果希望通过提高自身的绝对实力去追求绝对安全,那就走得太远了。

中国古代军事家吴起曾指出:“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从中反映出穿越时空的警示,通过减少战争甚至避免战争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智慧,也更适应今天的世界。

【篇三:勇于超越的例子】

被先生誉为不能为一却难能有二的,一生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便是一篇超越狭隘自我,演绎壮丽人生的辉煌篇章。

一场莫须有的使我们的文豪几近陷入灭顶之灾,吐纳珠玑的玉口在严刑拷供中凄惨哀号;泼墨风流的秀士在长枷锁铁镣中迎风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