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范忠信教授《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讲座录音整理稿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么地方的父母官；然后老百姓也说，那我们就去找父母官、县太爷去。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讲要执政为民，执法为民。大家听听，这个“执法为民”的说法，就有“为民做主”的意思。西方国家的法院院长需要说执法为民吗？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根本不需要这么说，因为你本来就需要取悦于选民，争争取选票，而不是给人民恩赐。他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人民给他的权力，是依法办事，是人民在监视着他。他一不小心丢掉了人民的信任，就没有机会了。绝对不可能鼓励一种高高在上、恩赐好处的态度，说我在执法为民，我在关爱子民。所以大家看，这种“为民做主”，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上面的机关特别依赖信访，下面的老百姓也特别依赖信访的重要原因——你领导特别喜欢一种得心应手为民做主的感觉，我们百姓也喜欢找清官找青天为我做主。
第四，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无限上诉。中国古代的诉讼案件，实际上是没有终审的。大家也许要问，法制史课本上不是写着户婚、田土、钱债案件，就是叫“自理词讼”，在州县里可以终审解决吗？但这是一个事实结果，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小的案件一定不能往上打官司。从逻辑上讲，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到中央，都可以到中南海。在中国古代，小小案件闹到京师最高当局解决的案例也常有。举例来讲，在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当政的时候，就亲自接待处理过两次人民来信来访，也算是终审过两件民事案件。其中有一次是什么呢？有一个老太太，说她身体不好，快要死了，但是有一个遗愿没有了。她说“我有点财产，死了以后，我没有儿子，我这些财产托付给谁？谁来继承我的财产呢？我很着急。”多次上访没有结果，这一天总算碰到皇帝了，而且皇帝心情很好。皇帝把老太太传唤过来一问，老太太说：“我想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但是家族的人想另定一个继承人。我指定的这个要好一些，但我的家族说他亲属关系更远，应该指定一个亲属关系更近的，过继来继承这笔财产。”皇帝弄清楚这个案件之后，仁心大发，说：“我来为你做主，就立你这个自己信得过的继承人。”然后皇帝下一个诏书说，从此以后天下像这样的案件，一定要照此办理。大家看，一个老太太要立继承人的事情，都得要最高领导人来解决；表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上诉或不能重审的。
还有一个案件，讲的也是宋太宗的事情。有一天，开封一大户人家的一名奴仆来上访。那奴仆说：“皇上，我有一个天大的冤情，你一定要救我。有一天我出去放猪，把我家主人的一头猪给丢了。回来后被主人打了一顿，主人非得让我找回一头这么大的猪，或者买一头猪给他，要不然他就要打死我。”皇上听了以后非常同情，说：“好，我出钱帮你买一头猪，还给你的主人。”【笑声】然后太宗又把这个案例公布天下说：我恨不能尽断天下狱讼。天下此类的事情，都可以这样解决。【笑声】大家想一想，如果天下每一个人丢了猪，都找皇帝让他赔那个猪，那么皇帝不就成了“猪皇帝”了么。【笑声】那他就不可能做别的事情了。这就是中国没有终审的传统，无限上诉的传统。这一传统导致我们今天信访的泛滥。很多人都这么看：案件即使法院已经终审判决，即使再审已经完成，至于我不服，就要不停地上诉申诉。上面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也不管是不是终审了。只要认为里面有司法不公，就要重来处理。
第五就是我们期盼青天的传统。我们的青天期盼，最典型方式就是的“告御状”。“告御状”大家知道，就是找皇帝告状。中国法制史课本上写着很多告御状，叫什么“邀车驾，“挝登闻鼓”、“直诉”、“京控”，还有很多种说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告御状的方式就有很多种。比如有一种手段叫“点天灯”，就是在自己的脑袋上挖个坑，然后放上一个灯芯，点着后在tiananmen广场转来转去，
高呼“冤呐，冤呐”，就引起了信访部门的注意。这种“告御状”的方式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比如有人把自己的诉状，用白布写起来，用五丈的竹竿挑起来，上tiananmen告状，那个叫举着“冤旗”上访。有的就写上“血债累累”，“惊天奇案”，“奇冤待雪”，这样到tiananmen去等候青天。那么这种“告御状”的传统，在近代中国、现代中国被发扬光大了。现在很多重大信访案件，最后并不是地方上解决的。最后谁解决呢？是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人批字解决的。甘肃省多年前曾发生一个人命案。杀人犯的父亲是高院的一个庭长。他的儿子把一个工人的孩子杀了后，仅仅判了个死缓。那个工人的家属不满意，不停的上访。经过五年的努力，最后被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了十六个大字，最后这个案子解决了。如果当时碰到的不是胡耀邦总书记，而是碰到别的什么人，或者是半路上被截访成功了，那么这个案子最后就不可能改判。这样的结果，当然加重了人们对青天的期盼。
第六是中国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这也是信访泛滥成灾的原因。在我们中国，一般人认为，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情，手续更多，麻烦的很；其实，只要事情的最后结果是公平的，那么即使不要程序也是可以的。实体大于一切，程序无关紧要，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也正因为这样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因为信访主要注重的就是实质正义。
最后就是中央集权，权力一元化的传统。我们大家知道，传统中国政治的两大特征，中央集权、权力一元。这八个字，最能概括中国政治特征，。所谓中央集权，就是一切权力都归中央，地方没有权力。地方的所有权力，都是中央临时给的，单个给的，零星给的。所以中央经常要提权力下放，所以下面就要不停去上面要权要钱，所以要“跑部钱进”，要上访。群众要上访，地方领导也要上访，要到中央去拉关系，走后门，要经费拨款。这样一种体制，归根结底就是不相信地方，不信任地方，不允许地方分享中央的权力。说到这里，在座的同学有没有了解美国宪法的。美国宪法有一条规定，说美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各州和人民，除了授予美国政府以外的所有权力，属于各州和美国人民。也就是说美国那种体制是，一切权力归人民，归地方；一部分权力提起来给中央，中央就一点点权力，其他权力归人民。我们是一切权力归中央，所有的权力是你去要，它才给你一点点。中央还特别担心放一就乱，一收就死。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因为中央集权制，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再如权力一元化。就是在所有的机关，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层级，权力最后只有一个主心骨，只有一个人掌管，一切权力最后归党的一把手，在中国古代就是封疆大吏。那么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信访也是加强权力一元化的重要手段。地方所谓一把手，也就是党委一把手，实际上同事也是政府一把手，军队一把手，，政协一把手，法院一把手，妇联一把手，都是一把手。其实地方党的一把手，就是地方所有部门的一把手的领导。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惯性。信访有利于权力的集中。
八、信访与苏联模式的惯性
中国现在这种信访的状况，我认为还来自这样的一个惯性，就是来自苏联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的影响，苏维埃政治模式的影响。我们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有三种历史成分在交叉起作用，是三种文化传统杂交的结果。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是苏联政治制度，第三是西方国家的制度。那么这三种传统，三种来源，目前我觉得影响中国最大的，是苏联革命传统或苏维埃模式。那么苏联革命传统有哪些典型的东西呢？当然很多。不过我列出的这些条，都只
是跟信访有关的部分，都跟信访在中国特别受到重视有关。
比如说第一条，我们主张砸烂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法制机器，实现工农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那一套什么权力分立与制衡，什么司法独立，什么议会道路，什么政党政治，什么正当程序，都是反动的。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把这些东西抛开不要，所以我们过去几十年真的抛开不要了。现在虽然表面说要对其中体现的普世价值适当尊重，但内心深处并不同意，并不喜欢。但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是这么搞的，大家都说要搞法治，我要是不搞法治就不好，不然你就会说我是塔利班。【笑声】所以最后我只好也标榜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没关系，我们能够通过强调 “社会主义法治”，将“法治”的普世价值彻底颠覆。
比如第二条，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所有实施苏维埃模式的国家都是中央集权制的，包括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名义上联邦制实质上还是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度的要害是反对地方自治，反对地方与中央分权的理念。古代中国实质是有县以下地方自治的，所谓“皇权不下县”，到县里中央权力就打住了，县以下一般是地方乡党、宗族、行会、市镇自己在治理，当然国家也有它的干预途径。但我们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层政府已经到乡，甚至到村。我们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支部合起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你们这个村的人民政府。【笑声】因为村支书现在可以从上面往下派了，可以拿国家薪水了。这也就说明，中央衙门直接管理控制地方的细致程度，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人民信访也就过于依赖，因为要通过人民信访了解基层情况。
第三个就是，权力一元化。我刚才讲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我们的权力要高度集中。党的一元化领导，当然格外要强调广泛利用信访来实现对所有机关的领导、监督。这里不展开了。
第个四就是，我们党以人民保姆的自我定位。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把国民党定位为人民的保姆，实际上我们党也是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保姆。我们中国GCD领导的军队叫人民解放军，是假定我们的人民被绳索捆住了，被枷锁套住了，只有我们党把他解放出来。一般能解放别人的人就是英雄，就是救星。只有救世主或救星才会说我去解放别人。因为我要解放人民，当然就要重视人民的来信来访。人民来信来访就是受难者向英雄或救星哭诉，找救星申冤，寻求庇护，接受信访者当然有一种“为民作主”的成就感。
第五是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有国家无社会模式。也就是有政府机关的权力，没有社会组织的权力，就是社会组织都不管用。大家知道，现在没有一个组织真正是民间的，包括在座各位参加的学生会啊，研究生会啊，都是挂靠在学校的学工部，研究生部。包括什么书画协会、登山协会、挑战者协会，都是挂在团委学生会。现在没有哪一个机构不挂靠。如果哪一天中国有一个不挂靠的民间组织，我们才说中国开始有了社会。那个社会，就是英文“society”，它是一个组织，是人民自由联合体，是上面没有婆婆的民间组织（只服从法律）。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社会，社会分权被取消了，所以我们所有的纠纷，所有的案件都要依靠政府，依靠父母官来为我们当家作主。这就是中国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结果。
第六是战争政治模式。中国司法喜欢搞战争模式，我们喜欢搞严打战争、严打战役、春季执法会战、冬季执法会战、百日战争。像重庆，前不久就搞了一次大规模“打黑”战争。用打仗的方式来执法，这就是苏联革命传统。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执法，快刀斩乱麻。如果像英美法治国家那样，就会四平八稳，就会左顾右盼，就会无限拖延，就会四肢无力。我们一贯不相信这样一种司法程序。小
平同志在83年“严打”的时候，曾经说：我最反感你们这些人，你们法院的人，老强调这也要依照法律程序，那也要依照法律程序，在我看起来，四平八稳不好，四平八稳不能实现稳准狠打击犯罪分子。所以他主张，要把复转军人放到法院里面去，就是要用军队作战的方式打击犯罪分子。那么，这也是我们依赖信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一个，就是服务大局的思想，也是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这么重视信访，强调很多案件的处理要服务大局，要讲政治，这显然有苏联革命传统影响的因素。革命的大局，远比法条或法律的逻辑还重要。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讲究服务大局。好几年前我到某个县去参加会议，那个县法院院长对我说，一个台商来这个地方办理一个厂，厂里有两百多个工人上班。有一天台商的小秘，一个美女，开一辆红色跑车，在街头撞死了一个人。公检法在一起开会商量，依法准备把这个交通肇事者依法处理。可是那台商说：对不起，如果你要把我这个小秘真的判刑了，我就撤资。为了服务大局，县里最后决定只让赔钱了事。我觉得这种强调服务大局，就是受了苏联的影响。在法律的明确规定之外，强调服务大局，其实必然贬低法律的威信，降低法律的尊严。中国最大的“大局”是什么？最大的的大局，是全国的大局。宪法和法律代表的逻辑，所规定的立法本意，就是中国最大的大局。抛开这个大局不讲，去讲这个地方的所谓“大局”，那实际上是践踏法制。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党政领导，他不管这么多，就只照顾自己县市的大局。这就是苏联模式惯性的影响，也是中国人治传统的影响。
九、信访与中国的国情现实
当然中国现在的这种信访及维稳状况，还有现实的，不得已的客观原因。 中国的人口太多、资源太少，纠纷发生太频繁、比例太高，这是原因。中国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特别怕乱，特别希望稳定，稳定的压力太大，这也是客观原因。所以也不能完全说 “刚性维稳”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小平同志曾说，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如果天天有人游行示威，那我们政府什么事也做不了，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像西方很多国家，人口少，你想游行就游你的，没有人管你。在西方国家，一千人上街游行，就是很大的事了。但在中国，随便一个纠纷，要是不控制的话，动辄上万甚至十几万人游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人多有关，所以我们特别怕乱，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执法、司法人员，素质低下，他们制造或加剧了很多纠纷。很多案件本来很简单的，但一到他们手里就更麻烦了，这也是一个原因。比如孝感这边有一个法官，因为收了原告被告两边的钱，为了摆平，为了让双方都满意，他竟然搞两份判决书：一个原告版，一个被告版。【笑声】原告拿到一看觉得原告赢了，被告拿到一看觉得被告赢了。最后两方一对比才发现了真相。你说这样素质低下的法官，人民怎能不上访？还有，湖北省浠水县有一个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一个证据很重要。他一想，如果没有这个证据，原告就必输官司。于是他就把这个证据藏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原告说，你的证据没有了，丢失了。你到我这来一趟，先交五万块钱，我争取帮你找回来。大家想想，有这样素质的执法人员，我们国家的纠纷还会少？我们的信访还会少？这样一个现状，总而言之，有诸多原因，有中国实际的困难，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十、不可恃的力量与意外正义结果
我们国家以信访为特征的救济模式，归根结底是一个人治的救济模式。这种